1985年，农民养30头猪、种30亩田，就是万元户，1万元可以建150平方米房子。2011年，农民同样养30头猪、种30亩田，收入不到3万元，只能建15平方米房子。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农业收入相对下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
　　搞农业研究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农业一般会经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各阶段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因此其政策安排必须与时俱进。
　　在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农产品短缺阶段，由于主要农产品短缺，因此增产和增收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这个阶段农业政策目标就是增产，其政策要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农产品产量”。我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基本完成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研发及应用推广体系建设，杂交种子、化肥农药等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广应用，当1982年开始大规模推广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决定粮食产量的三要点——“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算是齐了。所以，在承包制推广3年后的1985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
　　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业步入第二阶段，即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阶段。第二阶段农业特点是增产不一定增收，甚至可能减收。因此，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目标应该由主要追求产量增长收益，转向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了。如何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呢？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的要点是：“技术（提高品质和替代劳动的技术）密集＋农民组织密集（追求议价能力）＋资金密集（村社‘内置金融’和集体经济产业化）＋品牌密集（一社或一村一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帮助农民追求价格和价值增长收益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扶持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农业产业化，巩固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在保留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走村社共同体（集体）资本经济的道路，从而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的能力。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目标重点没有放在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上。
　　为何上世纪90年代后小岗村暮气沉沉，而华西等数千个村却充满活力呢？这是因为小岗村依然还在追求产量增长收益，而华西村等数千个村庄在1985年就开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村社共同体（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两次飞跃”和共同富裕）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了。
　　农业发展还有第三阶段——高度发展和高度竞争阶段。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增产减收。因此，第三阶段农业政策目标，是追求稳定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帮助小农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追求收入稳定增长的政策要点，是“组织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品牌密集+政府政策产业政策扶持”。由于农产品是天然的投机品，当一个国家占有了另一个国家的某种或多种农产品一定市场份额之后，除能够持久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外，更为重要的是会获得对另一个国家某种或多种农产品的定价权，从而实现对另一个国家诸多领域的控制。这就衍生出第三阶段农业的另一个特点——“农产品武器化”。因此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防止少数农业集团（特别是外资）对主要农产品市场份额的绝对占有和定价权控制，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作。
　　2003年以来，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常态化，农民农业收入依然增长缓慢。这是因为2002年我国加入WTO了，一部分地区的农业和一些主要农产品被迫进入第三发展阶段，如黑龙江、吉林、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海南岛、新疆大部、内蒙古大部等地区的农业就进入了第三发展阶段，生猪、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也进入第三发展阶段。
　　可我们并没有清楚意识到农业第三阶段的目标、特点和政策要点是什么。而是：一方面，之前扶持龙头企业挤的政策依然继续；另一方面，为外资农业集团追求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大开方便之门。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外资农业集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是种子等生产资料市场的美国份额越来越大，如东北、华北、西北的玉米种子市场被美国占有了50％还多，山东寿光等地的蔬菜、花卉种子基本上快“洋化”了。
　　二是外国公司主导了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虽然国家为转基因拿了数百亿元的资金，但大量国家资金却输送给了国内外私人资本控股的商业性研发公司，不仅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体制机制混乱无序，且国家种子产业的自主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三是很多外资“高科技农业园”在海南岛、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落户，并享受超国民待遇，抢占原本属于我国农业经济组织的海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一些地方政府以此“招商引资政绩工程”邀功。
　　四是农产品出口越来越多，但定价权却越来越小。如日本65％以上的农产品从我国进口，但定价权完全在日方。我国进口农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定价权也越来越小，如大豆进口份额占总需求量的65％以上，定价权却完全在美方。
　　五是外资进入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收储、加工、零售业等畅通无阻，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将农产品物流体系中枢也拱手让给了外国公司控制……
　　总之一句话，我国农业已经进入第二、三阶段了，政策依然激励农民追求产量增长效益，这为内外资农业资本集团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国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
　　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实际就是农民收入太低。要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农业政策必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