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金融风险相互传递。地方政府性债务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隐藏风险值得关注，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债务风险的堆积既有体制上的长期因素，也有近几年的短期因素：
　　首先，当前我国分税制体制改革并不彻底，这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埋下隐患。1994年始，我国逐步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遗留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权划分的不平衡，逐渐形成的财力向上集中和事权向下转移的局面，从而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例如建立融资平台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借入内外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集中的格局越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其次，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造就了地方债务大肆扩张的温床。我国地方债务管理落后，效率不高。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对举借债务的科学论证和整体规划，过于关注于地方政绩，较少顾及实际偿还能力，导致地方财政容易入不敷出。同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核算、计量体系尚未建立，难以准确掌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也无法及时准确地测量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偿债率等指标，相应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无法建立。此外，我国地方债务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范畴，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举债约束机制，也助长了盲目举债行为。
　　最后，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成为刺激地方政府举债的直接动力。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是“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地方政府最容易影响的因素。截至2010年底，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8.6%。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极高贡献度，在追求GDP的政绩考核模式下，地方政府极力发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有其特殊背景，地方政府这一行为也为应对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透支了未来投资的空间，埋下风险隐患。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其中2011年和2012年须到期偿还总额的17.17%，2013年到2015年到期偿还额分别占11.37%、9.28%和7.48%，地方政府面临着不小的偿债压力。
　　近几年，中央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问题。我们认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做到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第一，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行政划分，尽快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系到社会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相对系统明晰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模式，并通过立法予以实施，确保地方政府在不越位错位的基础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完善的综合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构建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应尽快建立一套全国性的、统一的、规范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地方政府的借贷规模要求、资金来源以及定向使用情况、借款还款程序都要有明确的法规依据，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建立起切实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实事求是、妥善灵活地处理现有地方债务，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既要加强监督和约束，规范借贷各方行为，禁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担保，积极稳妥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又要保证国家需要重点建设的项目资金需求，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不能搞简单的“急刹车”、“一刀切”，将风险隐患不断化解，避免由局部风险而引发全局性、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