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十年股指涨幅与十年经济增幅相去甚远，但股市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都具有外延粗放型的总体特征。外延粗放型发展方式是经济高增长背景下股市零涨幅的根源。
　　股市的外在形式是发行交易股票的场所，其实质是买卖交易“公司”这一特殊商品的场所。由于上市公司具有非上市企业所不具有的通过股市高效、便捷、廉价获得社会资金资源的权力和机会，不论其股权性质和股权结构如何，上市公司自然就成为了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公众企业”。作为“公众企业”的上市公司一方面享有社会赋予其的特有权利，另一方面又必须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主动接受社会及公众的监督并让公众分享其发展成果。上市公司区别于非上市企业的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只有少数特别优秀的企业才具备成为上市公司的资格，当然也有极少数优秀的企业或不愿意接受社会及公众的监督，或不愿意让公众分享其发展成果而主动放弃上市的机会。换句话说，股市不是买卖交易普通企业的场所，而是买卖交易优秀公司的场所。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质量及其信用是股市发展的根本和支柱，一个好的股市就是要具有科学完备的制度机制，能够遴选出符合上市公司质量和条件的企业，能够对其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约束和监管，能够掌握上市公司质量的变化，将那些因出现严重问题以及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丧失了上市公司资格的企业及时清退出股市，维护股市的信誉和秩序，保护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中小股民的正当权益。
　　我国股市除了在买卖交易环节存在着诸如操纵股价、利用虚假信息进行交易欺诈、内幕交易等问题以外，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存在于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即在公司上市、其行为及信用监管、公司退市等方面缺乏健全有效的治理机制，包括公司IPO质量认证体系、上市公司行为监管体系和劣质公司退市制度，我国股市由此乱象丛生。一是包装上市问题相当严重。由于我国缺乏公司IPO质量认证体系，导致有些本来不符合上市公司条件和资格的企业 （甚至劣质企业）经过精心包装之后成功实现IPO，以优秀公司的面目跻身于上市公司的行列，这种包装上市的行为其性质无异于将一块铁表面镀上金箔之后拿到黄金市场以黄金的价格卖给投资者，上市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公司业绩大变脸的情形频频发生，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严重欺诈，同时由于我国股市存在鱼目混珠现象，广大投资者因此而对那些本来很优秀的上市公司也产生了不信任感。二是“铁公鸡”问题相当严重。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长期不给予股民 （或只是象征性给很少的）现金分红，迫使股民只能通过赚取股票差价获得回报，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信用关系，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股市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三是“劣股驱逐良股”问题相当严重。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父爱主义”政策取向，“只警示警告（ST制度）、不强制退市”的怀柔政策催生了我国股市独有的“不死鸟”现象，由“不死鸟”现象又派生出ST股成为牛股“黑马集中营”这一怪胎，与货币史上出现过的“劣币驱逐良币”相类似，我国股市上演了“劣股驱逐良股”的怪现象。
　　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是支撑股市发展的核心制度，我国股市在这一核心制度上存在的上述三大问题充分说明我国股市患有严重的“先心病”，它严重损害了我国股市的整体信用，严重损害了我国股市的价值发现及价值评价功能，严重损害了我国股市对上市公司的激励与约束功能。由于患有严重的“先心病”并由此导致我国股市存在着严重的功能性缺陷，这就是我国股市十年零涨幅与经济十年高增长相背离的根源所在。
　　从中短期的角度来看，股市走势有其自身的运行周期，易受多种偶然性、突发性、投机性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包括短期内IPO的规模与节奏等），有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相背离的情况。但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作为直接融资的主渠道和资本市场的主体，股市走势与实体经济运行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股市的运行及涨跌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股市因此而被公认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股市运行的这一基本规律已经为许多国家的股市发展史所证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内，股市与宏观经济呈现出总体上弱相关甚至相背离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从逻辑上推理，我国股市不能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这充分说明股市运行的基本规律（即股市运行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在我国股市不成立，这又进一步说明我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非典型性”股市。仅仅从IPO的规模与节奏的角度来探讨我国股市十年零涨幅与经济十年高增长相背离的原因是不准确的，围绕IPO的规模与节奏问题所形成的“有关论”和“无关论”都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IPO的规模与节奏而在于IPO的质量，故“无关论”是有道理的；在股市患有严重“先心病”且IPO的质量难以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IPO的规模越大、节奏越快必然导致股市失血越多、问题越严重，故“有关论”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按照推动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要求，加快我国股市发展方式由“重速度、重融资、重企业、重投机”的外延粗放型向“重质量、重投资、重股民、重价值”的内涵增值型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