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传媒的时代让一些一贯稳重、善良而正直的人们困惑了。有人被莫名其妙地传播了“谣言”，有人受到“无端的”攻击，有人被媒体“骚扰”，同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在“哗众取宠”之中一跃而成为名人。
　　面对这种种“乱象”，谨守传统价值观的人们看不下去了。于是，著名导演开始破口大骂，著名教授变得歇斯底里，著名作家怒不可遏。更有某国政要，因为媒体说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竟然通知媒体“到我的办公室来开会”。笔者丝毫没有反对有关当事人自主维权的意思，只是，我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面对信息网络的开放性，一些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明显地缺乏对媒体的理解、宽容和耐性，这些人在思想上似乎并未认识到言论公开对于社会健康发展（包括促进他们个人自身利益）的重要意义；从他们对于事关自身名利的事件的反应中，我们看不到他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同、尊重、支持或自觉维护。
　　有人说，言论自由应当是指对于真实的、正确的或善意言论的保护；如果一个人的话是错误的、虚假的，甚至含有恶意，我们怎么能保护它呢？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恰恰是不正确的。言论自由系指对于所有言论的保护，无论它是正确的、错误的；善意的、恶意的；真实的、虚假的，或者“不错也不对的”。总之，在现代社会中，在原则上，除了少数例外（如支持纳粹等错误的政治言论，宣扬淫秽、色情、暴力的言论，人身侮辱、诽谤等），任何言论都应予以同等保护；尤其是对负面的和猜测性言论的保护，可以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开放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名人受了“委屈”，有人对此忿忿不平。可是，许多事例表明，“委屈”往往并不是委屈，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传言常常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笔者还记得，许多年前，有过这样一则报道：在中国足协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追问足协官员对于“腐败与赌球”等传言的看法，得到的是足协官员的严厉质问：“你有什么证据？”该官员似乎忘记了，寻找证据正是官员本人的职责。如今，中国足球协会已经大面积地陷落于司法调查和审判了。
　　名人具有尊重媒体的特殊社会义务。即使依照传统价值观来看，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的。道理很简单：名人受益于媒体，而且名人常常会大大受益于媒体的“过誉之词”。名人们需要扪心自问：当媒体称赞你时，你是否都受之无愧呢？你有没有对于别人的奉承“忿忿不平”过呢？你可否曾经为此发布过“紧急澄清声明”呢？你对于赞美的推却和对于诋毁的反击是否一样地高调呢？如果答案是“否”的话，那么，下一次，就请不要再对别人的质疑表现得那么“义愤填膺”、急不可耐、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这种貌似“正直”的姿态其实完全够不上正直。公众论坛不会永远按照你的个人愿望来塑造你自己的形象，记者们不会总是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呼之即来，也不一定会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挥之即去。一个社会有其实行正义的特定方式。有些人把公众舆论谩骂得一文不值，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心中藏有魔鬼。他们高唱言论自由，而当言论自由来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却像自称喜欢龙的叶公那样被吓跑了。
　　尽管需要假托民谚或童谣来传递民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言论自由制度却是一项脆弱的、很容易遭到破坏和很不容易确立的社会规则。言论自由制度的脆弱性，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智慧中所缺少的内容，因而一些人从智识上并不真正理解它。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对言论领域予以特殊保护，是因为信息的传播是不易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事实和真理往往是不容易发现的；在此情况下，“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发展知识的一种社会手段。虽然这种制度存在于世界上已经有数百年时间了，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相当“现代”的观念。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也是思考一切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某些大权在握、自信满满的人士来说，他们可能很难从内心真正接受这个命题。近代以来的主流科学与哲学观念，实际上也在暗暗地反对这一点。知识界存在着两股相互冲突的潮流，这导致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要么把“言论自由”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来予以遵从，要么，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这种观念则遭到了拒绝。
　　知识的有限性导致一个社会无法确切地鉴别特定言论的正误与真伪，这种鉴别既不能通过制订客观的标准得以实现，也无法依靠特定的人来完成。利弊权衡之下，言论自由制度得以产生，它主张通过开放式的讨论和逐渐的演化来发现真理。这种制度不要求人们只有在证据确凿和充分确信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公共言论，它尤其允许人们进行质疑、猜测和试探，它也不追究说话者的动机。它允许在发言中犯错误（“正确”与“错误”往往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评价，当事人事先并不知晓；而且，这种评价也会不时地发生改变）。为了高效率地发展知识，仅仅进行迂腐的按部就班式的推理是不够的；思维必须具有“跳跃性”；离开了这种“跳跃性”，我们不可能迅速地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人类也绝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智力成就。
　　由此看来，如果以某种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关于言论自由的制度远不是“完美的”，可以说它很粗糙，甚至近于鲁莽，可是，比它更好的制度又在哪里呢？以算法式的眼光来看，制度一般都是“粗糙”、“鲁莽”和“武断”的，都包含着“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意味，在取得某些收效的同时，它必然会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则关于制度的社会科学就还没有开始。
　　有关王子与公主的美丽童话事实上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这是招致他们成年后婚姻不幸的思想根源之一。同理，关于完美社会的承诺也使一些人脱离现实，想入非非，这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反之，只有基于一种适当的“有限理性”论，我们才有可能构建一种内在一致的、统一的和有益的社会科学，也才有可能脚踏实地地建设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