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欧洲尤其是德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一百年后，德国又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在两周前的本年“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致开幕词的国家领导人，这种安排是聪明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默克尔演讲的内容尤其是对欧元区危机的态度，今天已是世人认识和预期金融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若是没有欧元区主权债务和欧元危机的缓解，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就不可能恢复稳定与增长，甚至可能趋向更加动荡与悲观。而缓解这一危机的决定性力量在德国。
　　主权债务问题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货币问题才是根源。正如上个世纪40年代由英国凯恩斯和美国怀特率领两国财政官员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在德国前总理科尔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主导下促成的欧元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迷你版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更加彻底。欧元区范围只在17个欧陆国家，不存在诸如美元和英镑那样的关键货币，只有单一货币欧元；没有黄金兑换问题，也就没有货币发行基础与约束，有的只是纯粹纸币本位。尽管有欧洲中央银行，但它没有维持成员国之间汇率稳定的职责（因为汇率机制已不存在），却有货币发行职能。
　　尽管美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家，但因这一货币联盟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和储备货币，故而美国要主动或者被迫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基于其他货币与美元以及美元与黄金间按既定比价的可兑换性，使其他国家实际上拥有了向美国施压的货币权力。而且，这种权力随着外围国家持有美元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在欧元机制中，作为核心国家的德国，没有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麻烦。德国不仅不必通过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向货币共同体提供流动性，反而可以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无任何硬准备约束地向外发行纸币，供给其他成员国货币购买力，并取消汇率机制特别是外围国家货币贬值手段，一再扩大德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保持和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从而积累起巨额贸易盈余，却不受指责。
　　外围国家除了积累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外，没有任何货币手段协助恢复对外贸易竞争力。在德国向这些国家既提供货币，又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后者逐步丧失了生产、贸易和经济增长能力。而且，对欧元流动性的需求越来越大，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外围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欧元流动性，但不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那种对核心国家要求汇换成黄金的优势。他们不仅没有任何货币权力，反而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只能寄望核心国家给予救助。
　　当然，外围国家最终可以通过退出欧元区，对核心国家构成压力。但这对外围国家会带来更大压力，恢复本国货币后的大幅度贬值，必然带来难以承受的通胀。这也是德法两国不是很在意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威胁的根本所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是高度政治化的，离不开政府干预和国际政治协调。在这一点上，欧元机制没有任何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欧元危机最终能得到化解，那一定是政治手段的威力，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正因这一机制不是市场驱动的，生命力难免就是脆弱的。即使这次能侥幸过得去，如若哪一天政治意愿淡化，政治手段跟不上，欧元还会出现危机。
　　正如历史和学术研究所表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始于其真正运行之时。”这话用在欧元机制上，也完全成立。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本按凯恩斯和怀特的设计，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行者，类似于该体系的中央银行。但IMF自创立以来就“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在国际经济方面很少有权威或者声音”。欧洲中央银行可以说就是欧元区的IMF，也没有多少决策权，不管主动地还是被迫，几乎完全听命于德国。但不同于IMF的是，欧洲央行对于德国是实实在在的，差不多就是德国的央行，其政策确定与实施，主要以德国利益为主。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置外围国家的困境于不顾，一直没有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就是为了确保德国避免通胀。而要解决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如果德国不想付出应有的代价，只是等待区域外力量伸出援手，不仅不公平，也是很不现实的。
　　从德国政府这几年的有关言辞中可知，德国非常清楚欧元机制的高度政治色彩。因此，它一再强调“变革欧盟现有政治体制”、加紧“统一财政规则和机制”的确定，似乎想通过推动政治一体化来最终解决欧元问题。这虽然是德国主导的政治一体化，但不失为留住欧元的一条正确渠道。只是，这种一体化推进，是否为其他16个成员国所接受，甚至能否为德国公众所接受，仍是未知数。
　　默克尔公开强调，外界不应要求德国提供无法实现的“过度保障”，“不想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做出承诺。”这多少透露了她的某些无奈，但由此也可看出，柏林政府仍未下定决心并做好解决欧元问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