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是金融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已倒转，金融可以决定经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关系的倒转有着密切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并没能促使我们保持足够的警惕，经济与金融关系倒转的问题，正在我国显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近日公开表示，“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我算了一下，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不仅如此，他还列举了一组数据进一步验证。今年银行实现利润预计突破1万亿，人均利润将突破50万元。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除去个人所得税，人均净利润不超过3万元。如果将众多中小实体企业算进去，那就更是无法相比了。
按理，银行利润应建立在实体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和提高上。如果实体经济发展不顺，银行利润就会下降。可眼下在实体经济普遍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都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下，银行利润却屡创新高，这不能不引发深思。
据媒体调查和专家分析，银行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利差和名目繁多的手续费两个方面。利差主要来源于不合理的存、贷利率，即存款“负收益”，贷款“高收益”，存款户和贷款户利益都被银行盘剥或向银行转嫁，且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据悉，仅去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差收入就超过1.2万亿，占营业总收入的80%。在此基础上，各种手续费也与利差收入遥相呼应，
去年8月，12家上市银行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业绩，共实现净利润4244.47亿元，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2057.43亿元，接近净利润的半数。在短短的7年内，银行收费项目增加了10倍，达到3000多种。如再加强迫企业使用汇票、强迫企业贴现等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那银行的“无本之利”更多。
银行这种完全脱离经济发展规律、脱离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脱离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脱离金融业发展根本目标的暴利，主要源于垄断。看银行暴利的基本构成，几乎不见技术含量，不见有精细化管理和良好服务的成分。相反，在银行的暴利下，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至于多数中小企业不得不从“地下金融”找“钱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恶性循环，一点也不为过。而解决这个大难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从体制和机制上打破金融的垄断地位，理顺被严重扭曲的经济金融关系，不让金融业与民争利。
这首先要求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现在的利率，是存款利率基准化、贷款利率市场化。除对信用社贷款利率有2.3倍的控制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已完全放开了。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政策都是向银行“一边倒”。这样的格局，必须打破。非得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改革不可，将贷款、存款利率都放开。在银根放松、贷款利率下浮时，存款利率也可以下行；在银根紧缩，贷款利率上浮时，存款利率也要上浮。
其二，放宽金融业准入门槛。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从事金融服务。眼下，中国的民间金融相当活跃，而民间金融的不规范行为也十分严重。怎么办？让这些不规范的地下金融组织，变成名正言顺的金融服务机构。当然，有一点必须注意，不是收编，而是准入，即放宽诸如村镇银行、创业银行、科技银行、小企业银行等的发起人和大股东资格限制。由此催生大批中小银行，并形成对企业和居民服务的良性竞争机制。
其三，金融机构敢于置储户的利益于不顾，敢于不断地增加收费项目，与投资产品太少有关。所以，开发新的投资产品和投资领域，也是解决银行暴利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如一些公共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等，能否也对公众和民间资本投资开放，值得好好研究。
其四，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更多侧重于监管金融业本身，对企业和公众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作用与效果。特别在银行与民争利方面，如收费，监管部门不仅提供平台，而且帮着银行开脱，这显然失去了金融监管的意义。所以，如何加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譬如收费，就当跳出金融监管范畴，纳入市场化统一监管，价格管理部门也有权干预，社会舆论、公众、媒体等也可以监督。一旦收费脱离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相关职能部门就应干预和处理，而不是拿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文件作“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