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近期有关养老金是否入市的话题也争论不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赤字”，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并建立多元支撑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战略性议题。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并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等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情况老龄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现实。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等地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相伴的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巨额赤字。由于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上升至近25%。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据弗莱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2009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9.3万亿美元（30万亿欧元）。其中，德国占有7.6万亿欧元，法国有6.7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年这个数字为2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涨至35%。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也使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的削减债务。
此外，处于人口危机边缘的日本，预计在2011财年养老金发放金额将出现2.5万亿日元（289.7亿美元）缺口。根据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日本将分别在2012-2013年、2016-2018年以及2038-2041年三个时间段迎来退休高峰。其中，在2012-2013年和2016-2018年两个时间段，养老体系支付压力将达到顶峰。偿债高峰与退休高峰的重叠将令日本政府破产风险一触即发。
同样的养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国。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而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笔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此外，养老金拓宽融资渠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
老龄化赤字正在逼近，全方位启动多元化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减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