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到农村老家，许多外出打工的乡亲也都回来准备过年了，和他们聊起当下热议的“农民工改称谓”和“农民工市民化”话题，乡亲们并无多大兴趣，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活儿，年底不被欠薪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关注改名，农民工关注欠薪。这正好呼应了一项调查结果：面对工作环境、社会保险、工资水平、技能培训等诸多问题，受访农民工最大的心愿是“工资发快一点”、“工作时间短一点”。（《海口晚报》2011年11月9日）
　　有资料显示，虽然劳动法对于劳动时间有着明确规定，但大部分农民工日工作时间平均在9小时以上，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约六成农民工就业于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行业职业病发病率占全国总发病率的八成以上；他们除了平均月收入不足城镇企业职工收入的六成外，还要面对工资被克扣、讨薪难等问题。当许多城市忙着给农民工改换一个足够温暖、足够尊重的名称时，许多农民工正在最低端、辛苦的岗位上加班加点，正在为讨薪上演着爬吊塔、拜河神、跳楼秀等，这不能不令人唏嘘。
　　不是农民工需求、愿望低，也不是他们没有更高追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收入、安全这些基本需求被满足以后，归属感、被尊重感等更高层级的需求才会出现。因此，政府部门在出台一项有利于农民工的新举措时，不妨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感受，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在一系列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加在他们头上的名号越光鲜，他们的心理落差和排斥感可能会越大。
　　这些年，舆论对农民工被歧视、难以融入城市等现象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各地也纷纷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但这远非一个表态问题。不仅因为农民工城市化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太多：收入、教育、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每一个都是难题；还在于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改革，都是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民要进城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必须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换取。甚至，即使农民交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未必能享受到“城市人”的待遇：我国目前约有4000万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仍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不仅如此，在目前条件下，即使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基于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的不稳定性，许多人的市民梦也会成为泡影。
　　农民工地位低、难以城市化，说到底，并不在于有没有一个温暖的名字，也不在于城市人对其态度如何，主要还在于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设计，让他们无论在就业、收入还是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无法得到与城市人均等的机会。而且，农民工作为当今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可谓付出巨、辛苦多、贡献大，却难以获得与之相对等的收入。哪一天制度对他们不再歧视了，勤劳致富能真正照进现实，农民工的问题才会变得简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