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准普尔突然下调了欧元区九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旋即表示，日本应对此有所警惕，避免成为下一个被降级的目标。野田的自警并非危言耸听。日本国债可能成为一颗非常危险、破坏力巨大的定时炸弹。
　　日本长期奉行“以新债补旧债”的融资模式。过去20多年里，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至2012年末，日本长期债务余额将达937万亿日元，再创纪录，而债务与GDP之比将达195%，远超意大利的128%、美国的103.6%，在发达国家中居首位。按日本现有人口总数计，人均负债约达732.5万日元，人均债务占比在发达国家中也居首。若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财年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达到997万亿日元，债务总水平会达当年GDP的227.5%。到2016年，日本公共债务将达GDP的277%。
　　观察发现，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保持在1.3%左右，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徘徊在1.79%和1.96%左右，均处于历史的底部。照国际经验，只有当10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6%时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不仅如此，日本国债的市场销路一直很畅通。前不久标售的一期10年期的国债，海外投资者连续五周共计净买入4.696万亿日元，刷新2005年以此种形式编制数据以来的历史纪录。这种市场状况又说明，尽管日本国债规模一再刷新历史纪录，但因为日本债券有着稳定的市场结构，长期的低利率和高储蓄为国债创造了庞大的需求力量，并且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短期不会发生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
　　不同于欧美，日本95%的国债由国内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外国人（主要是机构）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仅5.2%。在发达国家中最低。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债台高筑、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动荡，日本债券市场仍可维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而无论日本政府能否如期偿还债务，都不会直接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信用和运营，也不会引发地区性或国际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
　　在长期的低利率杠杆因素的作用下，日本的国内居民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与此相对应，日本拥有近12万亿美元的国民储蓄和1400多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从而支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与基准利率对应的不到1.4%的国债利率使得政府即便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但实际支付的利息却没有显著变化，基本消除了政府的融资成本风险。
　　截至2011年底，日本外汇储备余额达1.29万亿美元；此外，截至2011年底，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所得收支等在内的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17万亿日元。这也意味着，即便日本债市陷入危机，抛售海外资产也可作为应急之策。
　　过去一年，评级机构下调日本主权信用级别的声音连绵不断，其中标准普尔九年来首次将日本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级下调至“AA-”级，穆迪和惠誉则分别将日本信用评级展望调低为“负面”。日本国内评级机构评级投资信息中心也将日债评级从A3下调至“AA+”。的确，从长远来看，由于日元持续升值和政治体制掣肘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压力巨大，政府赤字与日俱增，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国债的需求市场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国债的确面临着许多重大风险。
　　自2008年以来，日元已连续4年走强，其中2011年日元兑美元多次打破“二战”后的历史最高纪录。日元升值严重打击了日企出口，同时加速企业海外转移势头，加剧国内产业空洞化。据国际协力银行调查，日本的国内制造业，今后三年将强化、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占87.2%之强。除了面临着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之外，日本国内政治体制导致政府首脑更迭频繁，难以形成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这已对日本经济发展形成了长期的负面效应。
　　去年的大地震与海啸导致日本的财政支出总额为了灾区重建将有爆炸性增长，总共需要投入23万亿日元。另一方面，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又使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支出将出现趋势性增长。目前，日本医疗保障支出与GDP之比已提高了5个百分点。在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下，社会保障对财政支出的需求将越来越大，结构性财政赤字将更趋恶化。日本内阁府发表的《中长期经济财政测算报告》显示，到2020财年，日本基础财政收支将出现23.2万亿日元赤字。
　　2011财年，日本国债还本付息支出达到21.5万亿日元，未来如果东京面临不足以支付其国债利息并为新债发行融资的困境，国债收益率将大幅上扬，融资成本将会加大，不排除日本评级被降至垃圾级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