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继续向深渊快速坠落。标普公司1月13日和17日分别下调了包括法国和奥地利在内的欧元区9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评级，同时希腊与其债权人的债务重组谈判也宣告破裂。但是，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扮演的救世主迟迟没有登场。债务危机恶化和实体经济衰退形成恶性循环。一季度日益迫近的到期巨额债务正在把问题国家逼入违约绝地，债务违约和欧元区解体似乎已经指日可待。那么，在需要摊牌的最后时刻，既缺外援又难自救的欧债乱局将如何收场？
回顾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能为欧债危机的演进指点迷津。主权债务违约从来不是新闻。历史上曾有几次债务违约的高峰，其中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这两个时期全世界经济总量近一半的国家都处于违约状态。从单个国家看，历史上西班牙和委内瑞拉都具有主权违约的熟练经验，保持着超过10次的违约记录。
一旦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其后果将取决于违约所处的时期。早期，债务关系主要是是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借贷，债务以债权国货币或贵金属结算。债权国具备较强国力和惩戒手段。这种情况下，违约方可能陷入以下不利局面：一是在武力威胁下承受主权或声誉上的损失，二是被国际资本市场和贸易伙伴拒之门外，三是海外资产有被冻结之虞。
对此，炮舰外交即是明证。19世纪，英国分别入侵埃及、土耳其等无力偿债的国家并掌握了其财政资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控制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税并随后占领该国，还因债务问题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海地展开了军事行动；1936年纽芬兰对外债违约后，沦为了加拿大的一个省。另外，声誉扫地也是债务国的一大损失。希腊1826年和洪都拉斯1873年的违约都导致他们长期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苏联1918年拒绝偿还沙皇时期的债务，但是70年后俄罗斯终于能够重回国际债务市场时，它也不得不偿还一部分违约债务。
炮舰外交时代之后，危机解决机制得到改善，债务重组成为主要形式。债务双方通过漫长谈判和反复博弈，一般都会达成部分违约或债务重组的协议。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中，美国尝试通过布雷迪计划对失去偿债能力的国家进行债务消减和重组，为债务国恢复经济增长和偿债能力提供喘息之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后，一方面以物抵债，另一方面与西方商业银行达成了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协议；2001年，阿根廷对约1500亿美元的外债宣布违约，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动荡后，与国际金融机构最终达成了借新还旧的重组协议。这些债务违约一般都伴随着违约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和国内严重通货膨胀，但是贬值和通胀在客观上起到了重整经济资源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代，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债务关系完成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债务双方身份转换，发展中国家持续贸易盈余成为债权国，而发达国家赤字攀升沦为债务国；二是债务币种采用债务国发行的国际货币；三是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依赖和密切嵌合，局部债务风险全球扩散。
在新的债务关系下，控制债务结算币种和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为债务国央行扩张货币、制造通胀和消减主权债务大开方便之门。众所周知，政府可以通过维持低利率和制造通货膨胀消减国内债务，这是对内债务违约的变通手法。同样，发行国际货币的债务国，通过外溢的货币扩张政策压低全球基准利率和制造全球通货膨胀，可以隐蔽地实现对外债务违约，而不需要和债权人签订重组协议。债务国央行的发钞能力保证了他总能够为债务买单，而债权国的话语权将被大幅消弱。具备独立货币政策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借此成功化解了债务压力，证明了这是一条诱人的坦途。货币主权成为债务关系的利益枢纽。
欧元区具备货币发行权，这是欧债危机最后的“灭火器”，无论是面对主权债务还是银行危机。但各成员国的立场差异阻止他们轻易拱手让出利益，今年希腊和法国的大选为紧缩政策和接受援助制造了更大的困难。欧元区的不团结，正在帮助危机迅速拓展它的危害和期限。而问题国家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使试图依赖财政的救助思路愈发陷入穷途末路。
“灭火器”的使用必须跨越欧元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只有在政治和社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失效。标普公司调降9国和EFSF评级，正加速这个进程。预期希腊违约带来的骨牌效应，有可能导致欧元区债券市场崩盘和银行业危机，这或将成为欧央行迅速开动印钞机的触发点。触发点取决于多边博弈的很多偶然因素，或早或晚，早则皮肉之痛，晚则刮骨疗毒。欧元的扩张和贬值，在短期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技术需要，在长期是调整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必然回归。2009年美国加州也曾遭遇政府破产之忧，但联邦政府而不是其他州的紧急资金援助帮其脱困，这也可以为欧债危机的救援前景提供暗示。
从历史角度看，货币主权的确赋予了债务国通过货币手段违约的特权。但是，债务迟早要还，区别只是在于付出经济利益还是损伤货币信用，而后者或许更为昂贵。目前，欧元区正在向后者渐行渐近。无论如何，今年上半年都将是大乱大治的历史时刻。
欧元区解体并非可信的威胁，这意味着共输的下场。对任何一方而言，解体后他们必须面对更差的货币信用和更难缠的多边谈判，不符合自身利益。在欧元区框架之内边打边退、争取更多权益才是各成员国的理性选择。并且，一旦欧元区解体，全球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都会立刻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能幸免。
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危机是督促改革的催化剂，必须借机深化经济体制和金融改革。不仅要加强自律，实现国内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健康的经济发展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局势。首先，应加强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自律，设定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降低各种显性和隐性债务；其次，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强应对海外金融冲击的能力；最后，还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维护安全和可持续的海外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