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升级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由投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也是“十二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和重点。这件事情做得好，就可以支撑中国10-20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不仅未来5-10年保增长很困难，而且还会面临着陷入“发展中陷阱”的风险。
这些年，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年，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居民消费率降到33.8%。这些年社会需求总量在全面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为什么消费率不升反降？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1.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是行政主导；其次是工业化主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行政主导、工业主导，带来投资率居高不下，去年投资率达到了48.6%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消费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投资率甚至超过了消费率。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2.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抑制。为什么经济长期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消费仍然比较低？我认为，主要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政府、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比重逐步下降。1995年-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
3.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制约。以农民工为例，2.3亿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城市户籍劳动力平均工资的25%-30%。如果农村平均消费水平能提高到城镇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2009年数据测算，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农民工”是中国特色，带有“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突出特点。现在需要下决心结束这个“过渡性”，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能否用5-10年的时间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即，5年左右初步实现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8%提升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不到35%提升到45%左右；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我认为，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我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并且以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正是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历史时点。问题在于，转型与改革要突破。
1.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消费能力、消费水平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既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在我看来，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政府需要有所作为。我认为，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了。
2.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老百姓的消费预期依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缩小社会差距也有明显作用。广东准备率先全国两年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珠三角”计划在2016年前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如果能实现预期目标的话，将为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保障。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即使有“福利风险”，也只会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此，按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3.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都与现行的财税体制直接相关。走向消费主导，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说，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上。
(1)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2)逐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使劳动收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加快财政公开透明化进程。
4.以公益性为目标，重新配置国有资本。2005年国有资本只有23万亿，目前为53万亿。不到5年的时间国有资本提高了一倍以上。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强化公益性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之一。总体上看，国有资本尚未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此，建议做出两个大的调整：
(1)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2)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就有1万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新阶段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关键在于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政府转型进程。
1.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现在以政府为主导、以GDP为主要目标、以重化工业为重点任务、以土地批租为突出特点、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增长主义”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应当说，“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具有普遍化、并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将会越积越大，陷入“发展中陷阱”的危险也会越来越大。
2.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由此，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并配套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3.加强政府自身改革，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从现实的情况看，打破利益集团对体制与政策决策的影响，重在破除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
4.重要的是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强化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2005年我提出政府是否具有自身利益的问题时，有人不赞成。现在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这样，体制机制性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未来5-10年转型升级的主题是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为此，需要推进以消费为主导、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二次转型与改革更具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