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公司选择在新年伊始下调欧洲九国信用评级。以这种方式激怒正在为打开解决债务问题的出路而不懈努力的欧元区各国首脑，不由得使我想起前不久世行行长佐利克和IMF总裁拉加德在不同的公开场合都说过的一番令人担忧的告诫：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危险阶段，所有国家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否则世界将“输掉这场寻找增长和稳定的战役”。所以，暂且撇开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口水战，笔者只想分析一下在接下来“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新一轮博弈中，世界经济会因此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会受到哪些影响？
最令人担心的，当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否会触发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和由此可能导致的欧洲银行体系接二连三的违约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
本来，在这次信用级别下调之前，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能拿出的最大规模资金额度是4400亿欧元，现在法国和奥地利“出局”了，估计政府担保能力会下降到2600亿欧元。欧债主权债务问题从原来小规模的希腊延伸到经济体量超大的意大利，而欧洲政府整体的融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标普触动了欧洲融资能力恶化这根最脆弱的神经。
另外，在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繁荣过程中，欧洲银行业的资产结构更多地集中在以欧元计价的资产上，这导致了他们抗衡欧债危机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十分低下。
随着欧债问题危及欧元价值和主权债务信用级别，欧洲各国潜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不抵债风险日趋加大，再加上这两年美欧日等国缺乏协调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资产组合再调整的环境，于是，互相减持对方债券和吸收欧洲中央银行投放的流动性就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流动性恐慌”的市场格局。而这次标普下调欧洲九国信用级别，还触动了欧洲银行业的恐慌性资产组合的调整，随之而来的美元和日元的攀升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重挫局面，也会跟随他们资金的移动而此起彼伏。作为美国的债权大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大国，中国可能也会无奈地扮演起国际资本的“避风港”的角色。我国香港等离岸市场人民币波动的迅速增加，也会立刻影响人民币整体的稳定和我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度和难度。
还有，随着欧债国家紧缩财政的压力加大和公共投资与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海外资金援助的动力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弱。即使这次IMF采取先解决问题再说的大度策略，
IMF成员国是不是也认这个理而慷慨解囊呢？至少在芝加哥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各国学者们听到的是非常强烈的不满声音——曾担任过日本大藏省高级官员的IMF首席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教授就严厉指出：如果IMF对欧洲债务国家采取不明智的、不平等的救助计划，那么，这不仅会引起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强烈不满，从而影响到这一救助计划的有效实施，而且也会助长今后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
解铃还需系铃人。欧债危机当务之急的解决方法只剩下三张“非传统的牌”。简而言之，为了防范“流动性危机”，
第一张可打的牌就是欧洲央行必须忍痛放弃盯住通胀单一目标、维护欧元信用的“常规态度”，坚定不移地向金融机构及时投放流动性，而“币种”的选择用美元和日元最好，尽管这样做，救市成本会很大。目的很简单，很明确，就是坚决不能让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因为一旦违约演变成流动性危机，整个金融体系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局面，那时欧洲央行再怎么放量救市，崩溃的局面也难以阻挡，而金融机构更会恐慌性地进行资产大甩卖，争抢流动性，结果自相残杀，加速危机的全面爆发。
第二张牌，就是尽快将“欧洲稳定机制”(ESM)列入立法程序，让欧元区公民投票表决。这样的话，任何欧元区成员国都要按比例拿钱形成资金池，当然这种类似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强制性做法不会受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左右。预计顺利的话，或可拿出近5000亿欧元的资金，若再能加上EFSF的信用融资规模和由此激发出民间社会责任感所带来的资金，甚至再由少量IMF框架的援助资金配合，欧债危机是能走出死亡之谷的。
第三张牌，是迅速将民间企业、各国政府机构和国外债权大国联合起来，通过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渠道以及降低其中的准入壁垒，来迅速获取海外“贸易信用”支撑的资金援助。否则，再坚持不必要的冷战思维模式，会耽误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这张牌的主动权掌握在欧洲政府的手中。
对中国来说，欧债危机目前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种影响的可能性。如果流动性危机爆发，短期内会打乱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步伐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影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环境的有利地位；而在中长期内会影响中国企业生产的成本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创造财富的方式，社会大众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意愿，进而影响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大国发展战略的方向。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和深度论证，但有一点学者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危”中有“机”，而“机”中藏“危”！丝毫来不得半点的大意和轻狂！如果没有出现流动性危机，中国更应坚定不移地与欧洲主要强国加强贸易和投资的往来，更应在治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多方面的联手。
概而言之，今后中国能否在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高端服务业，关键就取决于我们产业的开放深度，产权意识明晰的程度，公共服务理念的广度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以及公平竞争的多元化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