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物价高企，百物腾贵。连续上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令底层民众的收入相形见绌，低收入者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我们听到了“让收入跑赢通胀”的呼声，值得注意的是，“让收入跑赢通胀”不是一个普泛的议题，而是针对低收入底层民众的。当然，作为对抗通胀的愿景，这样的呼声合情合理，但若想化愿景为现实，则远不是那么能让人淡定的。
　　一般而言，通胀是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的现象。换句话说，这样的价格上涨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某种商品上，而是涉及大范围、长时间、几乎所有的商品。因此，通常而言，一旦通胀暴发，其对社会的影响是持续的、普遍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也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都难以逃脱通胀的淫威。
　　但是，由于通胀源于货币投放，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有如波浪之扩散，逐渐影响不同行业的产品，波及与之对应的民众。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商品、不同人群，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受到的冲击与影响也会呈现出差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通胀来临，有些人几乎被高企的物价压得气喘吁吁，而另一些人则对物价的上涨几乎没有感觉。这种反差正好说明了通胀影响的多面性，也为治理通胀，降低通胀的杀伤力铺垫了理论基础。也因此，西方国家往往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应对通胀的冲击：一是实施收入指数化政策，将收入与物价水平挂钩，让工资收入随CPI浮动，以制度性的灵活机制保障基本生活不因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二是对低收入者实行价格补贴，以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的影响；三是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实施价格管制，或固定价格，或限制涨价幅度。
　　就中国而言，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通胀的发生、发展及其对民生的影响有着自己的特点。具体而言，在中国，收入指数化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健全；价格管制虽然并不少见，但能够帮助低收入者应对通胀的却并不多。因此，要达到“不让通胀影响民众生活”的目标并不容易。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改革而来的不对称性变化也与日俱增。具体表现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改革虽然没有停步，但市场化改革在深度与广度上明显遇到阻力，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回归计划体制、退守计划模式的逆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受阻，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逐渐增大，加深了市场化改革中的矛盾冲突。诸如此类，使得通胀的局面更加复杂诡异，让低收入者的“收入跑赢通胀”之路障碍重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量低端劳动力丧失提高收入、应对通胀的能力。我们知道，通胀时期，包括投入品、消费品、服务等在内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当然，人工成本也会上涨。但各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取决于各自的供给弹性。一般而言，供给弹性大的，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小；供给弹性小的，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大。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针对需求的增加，供给能及时满足的潜力。相比较物资商品而言，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供给充足的市场，虽然理论界早已警告“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但至今还没到显山露水的地步。仅此，即使其他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受制于充分供给的情势，劳动力价格也没有太大的上涨空间。这是收入难以跑赢通胀的第一个障碍。
　　其二，通胀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经济现象，反映了经济处在不正常状态。通胀最大的危害是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降低企业经营效率。因此，从物价由通胀状态回归到正常水平的全过程来看，企业的经营与相应的效益也被切割成两块：在通胀到达顶点之前，投资增加，效益提高，工人的收入也会增加。而在通胀拐头之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工人收入下降；甚至出现大批厂家破产、失业退伍扩大、工人收入进一步下降的情形。因此，从整个过程看，之前因通胀而来的收入的增加会被之后的收入减少所对冲。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胀时期人们所享受的经济福利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通胀对经济的损害是全方位的。社会各个阶层都要为这种扭曲埋单。作为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其经济福利所受到的影响更大。
　　其三，中国的经济中，政府主导与国家垄断的成分不容小觑。这样一种行政干预经济、国有经济凭借政策优势垄断资源性行业的做法赋予不同经济实体以天然的不同势能，将不同企业置于天壤之别的处境中。完全市场化的企业没有政策照顾，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信贷相助，生下来就靠自己；而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等，躺在政府的襁褓中，备受呵护，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且享有政策优势。前提条件的巨大反差会严重影响它们的行为取向。前者会谨慎应对通胀，压缩规模，裁减人员，降低工资水平，以求度过危机。而后者由于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取额外的资源与利益，在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议价权，与此有关的收入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即使处在同样的通胀形势之下，不同的企业所受到的冲击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的劳动者所受到的牵连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影响的不对称不是缘于公开的市场竞争，而是缘于人为的制度前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影响的不对称显示出通胀的不良后果大多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与底层民众承担了。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的重要原因。
　　因此，无论从通胀管理入手，还是从通胀本身对经济的损害来看，我们都没有办法使得低收入者的收入能跑赢通胀；其次，无论从损失补偿来看，还是从经济福利增加来看，我们也不可能使得低收入者在通胀时期能独善其身。而且，对全社会而言，通胀带来的是净损失。因此，要摆脱通胀的困扰，使底层民众的收入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阻止通胀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