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流行着诸多谬见，其中尤为甚者，是说市场会造成贫富分化，因而，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限制市场的力量，加强政府的管制。这种观念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而且也埋藏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心中。这些经济学家尤其喜欢在富人聚集的地方宣讲市场经济，并且愿意“勇敢地”替富人讲话。与一般民众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一般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呼吁民众要对贫富分化现象予以忍耐，他们说，这是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要计划经济的大锅饭，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理解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式。不夸张地说，这种论调可真有一些宿命论的味道。
　　市场经济是一种兼顾平等与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且，相对于其他制度安排，在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促进社会平等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一点，一些人的认识相当薄弱。“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任何人，不问他是谁，都可以平等参与商业活动，来去自由，不受限制。这种开放式的、时时处处都在无休止地发挥作用的竞争活动，既会在盛行平均主义的地方制造差异，也会在差异林立的社会中抹平差异、摧毁特权。市场力量就像无形的水，它不停地从高处向低处流淌，试图把一切存在物推向同一个水平面（市场消除人际差距的力量有时是那样强大，以致一些现代思想家忧心它所造成的均一和单调）。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历史上，市场经济曾经是摧毁专制特权的主要力量，而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捍卫人民大众利益的手段来予以推崇的。市场是人民（当然也包括富人）的，是群众的，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维护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福祉之所系。在我国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以及处于全球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当下，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以“为富人说话”的方式来“捍卫”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给市场经济抹黑，客观上也在阻碍市场观念的传播。这里的智识浅薄与逻辑混乱无论如何批驳都不过分。既然这些经济学家也宣称市场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可他们为什么只选择在富人聚会的时候才讲这些话呢？他们为什么不到普通群众中间来表明他们的观点呢？
　　显然，他们私下里肯定认为，市场在惠及全民的同时，实际上更加偏向于使富人获益；至于普通大众获得的利益，即使存在，也要少一些。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在默认，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剥削——而这是与他们奉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相矛盾的。其次，这些经济学家一般持有这样的一种“后现代观点”，即鉴于富人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他们致富之后，就需要予以特别的保护，以免于“多数人的暴政”。固然，在一个不尊重产权的体制下，富人难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在私人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也即在古往今来的大部分社会形态中，富人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并受到优待。财富精英往往与政治精英和其他社会上层力量相勾结，以便鱼肉人民，使其优势地位得以永久化。并且，恰恰由于精英阶层在人数上较少，所以他们更加容易联合起来。反之，因为普通大众人数庞大，也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往往会被“各个击破”。这才是一个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这一点被这些天真的学者们忽视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利益集团的势力目前正在我国社会中日益上升。
　　一个人发家致富之后，可以从事任何事业，不一定乐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即使他的财富来自于公平竞争，他也可能设法免于再次承受竞争的压力；即使他拥护竞争，也未必愿意继续拥护“公平”二字。应当说，没有人比普通大众更应当热爱公平竞争了。至少，没有理由认为，富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意图，会比穷人更强烈。这一点，“房奴”和股民应当有最为深切的体会。目前，一切“识得人间烟火”的人士都应当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差距遍及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单位之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的性质、类型与程度，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处于优先地位的应当是，通过“开闸放水”也即全面彻底地引入“自由竞争”这股活水来对之予以根本性的治理。然而，现实情况是，各类利益集团借口“市场失灵”向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管制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既然西方经济体中存在着很多政府管制条例，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当然”就应当实行更多的管制。在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下的条件下，对过度管制所造成的不均衡，又通过更进一步的政府管制来予以调节，这只不过是一种“错上加错”。
　　以宿命论的语调来阐释贫富差距的做法，还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市场经济已经显著区别于古典时代，而变得日益人性化和理性化。以辩护性的口吻来论述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在潜在地认定贫富分化现象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普遍的和无法改变的特征。换个说法，假如有人认为某些财富的获得是不公平的，也即该人指控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环境污染的“负的外部性”，那么，这些经济学家其实是在告诉他，搞工业就会产生污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是不会致力于开发绿色适用技术的，也不会致力于制度创新。
　　这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人类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视作不断地把平等与效率相协调的历史。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不胜枚举。例如，禁止以建立人身依附关系为途径来了结债务的法律，难道不是同时增进了平等和效率吗？——否则，也许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奴隶社会之中。古代的科举制和当今的义务教育制度使得无数出身贫寒的子弟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谁能否定这些制度的伟大意义呢？我们通常总是在反对或赞同美国式自由民主这个议题上争来争去，可是，我们所忽视的“美国精神”的另一面是，美国人民总是敢于审视、怀疑、打破、构思、创造和尝试各种各样的具体制度，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创造活动赋予美国社会以巨大的活力。一些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现代学者们，早在许多年前就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即“正义”这个词语其实基本上可以作为“效率”的代名词。
　　把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犹如研究不同商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不过是所谓“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分析这个问题的能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蹩脚的经济学既不知道“制度”是什么，也不知道“创新”是什么，又怎么会考虑“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呢？
　　为了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重新认识，我们需要对经济学进行“推倒重来”。所幸的是，关于这一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开端（参阅“算法经济学—统一社会科学”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binw）。现在，在这个统一的“算法框架”之下，我们可以着手尝试对以上所涉及的所有议题来展开综合的、科学的分析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