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对辽宁宽甸县解决全县校车的调查。宽甸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县，可在三年前就想到配备校车，全县只有12辆校车，却承担了10多个乡镇5000多名学生的接送任务，同时，这些校车在过去三年里，没有出过事故，这被认为是贫困地区解决学校校车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这就是在政府加大了保障力度，配备了合格的校车，加强运营监管，招聘合格、有良好驾驶记录（宽甸还要求驾驶员要为人父母），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超员、不超载的情况下，万一校车仍旧出现了安全事故，比如由于事故对方的责任等，怎样看待校车事故，怎样追究事故的责任？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宽甸的县委书记。他坦承，自从为学校配备校车起，他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而当初推出这一计划，也有不少人并不支持，认为何苦把这么大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一出了事，不是吃力不讨好吗？但在他看来，不能因为担心出事，就不做这有意义的事，原因很简单，自己也是孩子的父亲，而且不能因为吃饭要噎着，就不吃饭了。
　　有多少县委书记、县长会像宽甸县委书记这般想？其实，在解决学校校车问题上，地方政府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投入问题，二是安全责任问题。一些政府官员担心，自己会因校车事故问责。与其如此，还不如不由政府主导，而把主体责任交给学校，出了事故，政府部门最多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问责也只能问到教育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而不可能问责到一把手。
　　前不久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也是按照这种责任思路，建立校车安全系统——在校车安全事故中，学校的责任、司机的责任是主要责任，而政府部门主要是监管责任。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责任划分，很难让责任落地，结果是，学校干脆也不配备校车，让家长自行解决。
　　在笔者看来，在政府保障投入、加强安全监管的背景下，校车如果出现意外，这不能追究政府主导官员的责任，问责要遵循罪罚一致的原则，否则，不管事故原因，只要出了事故，就拿主导人员是问，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差事的。从目前校车事故的问责看，存在着责任并不清晰，但为了平息事件，迅速处理相关人员的问题。这种问责机制，是不完善的。比如校车合格，司机有多年驾驶经验，也未超载，由于司机原因出事故，应该追究司机的责任，若再撤掉校长的职务、教育部门领导的职务，就说不过去；再比如，学校缺乏资金，配备不合格校车，如果基于事实问责，由此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首要问责对象其实应是地方政府负责人，因为正是由于政府该投入却不投入，造成不合格校车泛滥、黑校车泛滥。
　　我国目前解决校车问题，在试图纳入法律轨道，可采取的还是行政思路，所以在政府主导和不主导问题上纠结不已。要化解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同时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这样，政府不可推卸责任，也不会承担无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