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华宝兴业基金之后，信达澳银也高调宣布将暂停新股询价，这一消息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据媒体报道，目前实际上有很多基金公司已经悄然停止了参与询价打新，只是大多数公司没有正式宣布。据不完全统计，在规模排名前10位的基金公司中，表示目前已不参与新股询价的有2家，表示将减少参与新股询价的有4家，表示保持参与策略不变的有4家。在规模排名前20位的基金公司中，除1家公司未作出答复外，在其他19家基金公司中，表示目前已不参与新股询价的有3家，表示今年将减少参与的有5家。此外，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表示，目前对参与新股询价非常谨慎，参与力度会降低。
　　事实上，自2011年下半年来，新股市场就开始遭遇寒冬。与发行速度不减、发行价格高企对应的是，新股上市后频频破发、打新亏钱效应进一步蔓延。今年1月以来上市的5只新股中，有4只已跌破发行价，参与打新的11只基金浮亏超过2100万元。难怪基金公司选择心照不宣地规避新股风险。
　　机构投资者的离开让市场打新资金量降至冰点。据分析人士统计，新年第一周523亿元的打新资金总量创出了IPO重启以来的最低纪录，较去年816亿元的最低水平减少了近36%，与去年周平均水平的3600亿元相比，跌幅更是高达85%。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发行失败风险上升，朗玛信息因参与询价机构不足法定的20家被迫中止发行，成为继八菱科技后的第二家IPO失败公司。
　　在郭树清主席履新和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关于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建议是直接针对机构投资者的。但是，在当前大环境下，机构投资者已陷入宁可不参与，也不愿报低价、降低新股发行价格水位的怪圈，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在以往的A股一、二级市场上，存在一个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悖论”：一方面是新股过剩、市场不堪扩容重负，另一方面却是高定价下的求大于供，各路资金踊跃申购。尽管近期机构投资者开始规避新股风险，但究其原因，大多数还是因为市场过于低迷、上市后短期收益不佳，而非其他。很多机构也表示，等市场好转仍会积极参与新股市场。一、二级市场存在的“悖论”并未从本质上打破。
　　可以认为，这个供需“悖论”，反映了目前新股发行环节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还有寻租、腐败等更深层次的社会性问题。毫无疑问，2012年新股发行亟需进行一场深入的改革，但从更理性的角度，经过1999年以来共七次发行制度改革之后，一级市场的无风险获利呈逐渐收敛态势，而发行市盈率总体也有回归趋势，因此不能寄希望2012年的新股发行改革，一蹴而就将所有问题化解。从管理层的表述中可以发现，2012年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虚假陈述、强化中介机构职责、落实询价范围扩大化等。
　　首先，以打击虚假陈述为重要切入点。虽然新股定价的“三高”是政策与市场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但若从高价的原始冲动角度，遏制住新股价格制定高企的源头，应当能取得一定成效。
　　一方面，去年郭主席上任以来，肃清了不少违规、犯罪事件，其中就包括对虚假陈述的处罚。这其中就有针对发行企业虚假陈述带来的价格高企、误导投资者等不良后果，这从证监会对发审委的实地调研和再三强化审核要求上，就可以看出。郭主席在1月9日强调“要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时，首先提及的就是“以充分、完整、准确的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
　　另一方面，发行公司在粉饰业绩的内在冲动下，严重浮夸价格，是必须要给予打击的典型违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新上市公司都有粉饰报表、不同程度地存在抬高业绩的内在冲动。在自律极其不足的情况下，对发行公司的监管就有必要升级和强化，才能够尽可能地弱化发行公司可能带给二级市场的泡沫和溢价风险。
　　其次，严格强化中介责任。由于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存在共同利益，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的活动也是导致新股发行价虚高原因之一。实际上，部分上市公司粉饰业绩，甚至业绩造假，误导了投资人预期，无端增加市场风险，中介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罔顾专业性职责，履职尽责意识薄弱，助推“三高”。在中介机构与发行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情况下，有必要增加政策监管和职责惩罚。
　　最后，在询价范围上，增加“样本”，可增加价格的竞争性。
　　当前，基于保荐人、承销商与询价对象的种种利益瓜葛，使得即使询价机构具有定价能力，现实中也发挥不出来，多数情况下反而对市场发挥误导作用，而普通投资者则根本没有话语权。而此前就有的“增加私募询价”的说法，但由于资格门槛较高（对私募基金有规模等要求），使范围拓展有限。
　　如果不能切断询价中不应有的利益关联，在询价和配售对象、网上网下比例等详细规定不能逐步、有序的放开，新股发行中“不看股价只看稀缺”的怪现象还将原地踏步走。希望2012年对于询价范围的探讨，能够进一步减少行政管制、更加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