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入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既有金融领域的，又有社会领域的。总的来说，这次危机集中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深层次矛盾。
从经济制度看，自我标榜“民主、自由王国”的美国，极力倡导和推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自由化，推行全面私有化，主张国家干预最小化，给经济领域各项制度打上了“自由放任”的烙印。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由此，不仅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自由放任，金融监管的日趋废弛，而且还使美国居民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统计，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扩大到了367倍。这样，一方面，导致美国普通居民收入偏低，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提振消费，同时对房贷领域的监管也放任自由；另一方面，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富余的资本由其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必然要寻找赚钱的机会，大肆炒作房地产成为它们的首选，美国房地产泡沫便因此不断膨胀。在缺乏金融监管的背景下，过低的房贷利率和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使金融和房地产之间恶性循环，共同演绎了这场影响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讲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作为世界上金融最发达国家之一的美国，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讲更是为金融大资本家服务的。比如，美国的民主选举，表面上看是美国老百姓在选少数人，而实际上是少数金融大资本家在比拼、在角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对那些扶持他们上台的金融大鳄们，不得不言听计从，他们的财政货币政策不能不依据这些金融大鳄们的意愿来制定。“9·11”后疲软的美国经济，使那些金融大鳄们缺少了大肆赚钱的机会。因此，对外就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大把地赚军火钱，对内通过炒作房地产赚钱。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背景。有学者分析，美国是金融资本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政治制度为资本服务最好的地方。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放松监管，促使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使华尔街变成了一个疯狂逐利的“大赌场”，金融大亨们赚足腰包；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救市努力，又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维护金融资本家利益，而陷入困难的穷人则很少能得到救助，更有甚者，这些资本家一面出手向政府要钱，一面仍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所以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美国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政治制度本质的一次集中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是一种信用关系，而信用关系是以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条件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背景，决定了它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本质是由金融资本家的贪婪本性所决定。金融大鳄们为了满足其永远都没有止境的欲望，不惜通过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制造惊人的金融泡沫赚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对资本主义道德体系提出了批判，认为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正因如此，《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呼吁：“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们需要的是道德救援。”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民主的形式在完善，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监管在形式上不断加强等等，但其民主和监管的本质没有变，为金融大资本家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变。所以说，国际金融危机是传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代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根本解决的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