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争再起，校车标准又成舆论热点。在这场争论中，政府部门和一些厂家持有的“美国式的大鼻子校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激起了公愤。
　　其实，在有关校车保障的财政政策出台之前，沸沸扬扬的标准之争，并无太多的意义。就如同在食材买好之前，菜谱并不重要一样。但无论如何，既然有争论，不妨把道理说明白。
　　批判“国情说”的舆论里，最常见理由就是，中国有庞大的三公消费。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一些评论者在处理“应然”和“实然”的时候，却搞错了逻辑。要知道，如果说三公消费这一“实然”限制了校车保障乃至道路拓宽的种种“应然”，那么，要以削减三公消费这一“应然”，为校车提高标准这一“应然”做背书，削减三公消费这一“应然”就得先变“实然”。
　　而指望用校车标准去制止三公消费，这已经不能说是缘木求鱼，而是南辕北辙。显然，这不是校车问题，而是基层政府、人大、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抗争种种不如意、不公平的实然，但同时也必须以这种实然为基础来折中。
　　而且，即使假设这笔钱到位了，也还有很多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漏雨的校舍、破旧的道路。实际上，江苏校车事故的悲剧正是因为一边靠近水渠的土路坍塌，也就是说，美式校车也许反而更不安全。稍有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人知道，即使在东部富裕地区，只要离开县域中心不远，即使工厂连片、民众富裕，路况也会极不好。要知道，从民众富裕到公共设施优良，就经济规律而言需要多年的积累。
　　正是有鉴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在美式大鼻子校车标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之间，寻找最合适的妥协。其实，标准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是在成本和效用之间的妥协。标准本身是中立的，不为企业利益折腰，但为了它要保护的人，它却必须考虑成本，因为成本也是标准所保护的人的利益。
　　其实，安全从来就是成本和利益妥协的产物。六个安全气囊的车，两个安全气囊的车，与摩托车，价格不同，安全性也不同，这都为消费者所接受。对于校车而言，如果没有完全的公共资金投入，校车就不是公共品，而是家长花钱买的，实际上就是个典型的私人物品。那么，强制高标准的大鼻子校车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家长不愿意承担每个月高额的费用，并非其丧尽天良，而是一种自然的成本、风险考虑。由此可见，成本从来都是和风险纠缠在一起的，从来都没有不计成本的安全。
　　虽然很难，但客观而冷静的思索后，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孩子的安全也不是毫无成本底线的。我国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是十万分之五左右，以此推算，只要每年有那么多孩子在路上，再安全的校车也仍然会出事故，导致伤亡。若要不顾一切的避免事故，只能是教师上门教学。这能做到，问题只在于成本，而不在于其他。
　　所以，校车安全标准必然是成本和效用的权衡。而安全标准只需达到最低，在标准之上，就要由市场来权衡。而最明白这个权衡的，不是北京的官员和厂家，而是无数的家长和学校。只要家长能负担，标准低了，他们自会寻求更好的校车；但如果家长负担不起，高标准的大鼻子反而会招来埋怨。现在，舆论的目光都放在官员身上，而不是家长身上，这隐含了这样一种假设：相信有些人是最高尚、最爱孩子的，所以全权交给他们处理。
　　形成这种舆论的原因，虽然有舆论面对不公的愤懑情绪，却同样源自另一种现实：中国的教育是单一价值观的灌输，缺乏辩证思维的培养，导致实践中“天真的完美”压倒了“世故的折中”。最近诸多标准之争，背后当然有利益的争端，但也有这两种逻辑的碰撞。
　　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却被忽略，那就是：不管是标准的制定者，还是民间的呼吁者，他们所艳羡的美国校车标准，其最本质的根源却是这样一些思想：政府应该是小的，税款是纳税人的，权力是需要被关进笼子里的，市场总会选择最合适的，成本和收益是需要市场来进行衡量的。这些典型的“世故的折中”，正是塑造今日美国校车的最终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