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而如何建立起认真合格的针对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要两手抓。一，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二，同时改造目前的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这两手少一样都不能完成总理的要求。
　　道理简单，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针对市场，尤其是零售市场的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中国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提供优质便宜的服务。
　　现代金融作为服务业，本身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它之所以会有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虚拟经济业态，从根本上也是来自实体经济的商业交易要求。如资产证券化，就是改良实体经济融资的最佳途径，其虚拟经济的成分，不是金融服务自我缔结的商业结构，而是实体经济融资交易的需要。再如期货，像粮食种植这种事情，之所以会有期货交易，也非金融凭空想象出来，而是来自实体经济回避价格波动风险的要求，是因气候、收成等最为实际的因素变化而产生的。
　　可以说，金融服务来自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实体经济为本，是任何一个健康金融体系的最基础要求。但要做到这个要求，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按照独立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经营模式看待中国金融体系，最需消除的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日本病。
　　今年年初，摩根大通发布报告称，2011年日本或将出现自1963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贸易逆差。这个由日本创造的长达近50年的奇迹及其历史，对中国来说有十分重大的警示意义。
　　日本的外贸逆差，日本产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旁落，是中国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因为中国制造是以人力成本低廉而获得比较优势的，世界范围内中国制造的品牌和技术还不如日本，升级换代的能力更差。由中国制造带来的中国外贸顺差更容易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从而导致温总理担心的产业空心化，导致外贸逆差。
　　尽管从物理空间来看，中国产业转移可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但这些国内战略转移貌似有宏观活力，其实不过是广东模式（假如有）在中西部的复制，是中西部地区重复1990年代的广东所做的经济活动而已。这种战略纵深能够得以实施是中国强过日本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更可能是劣势，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东部产业空心化，而西部最后没有能完成产业对接。因为中国制造的产业转移，不是国内一个方向，而是国际和国内同时发生。中国西部此刻对接东部，在国际视野里看已毫无任何优势，包括人力资源的优势。
　　中国要避免在未来出现日本现象，未雨绸缪，当然要进行各种改革。金融改革最需要避免表面上为实体经济提供专项金融服务，实际上以产能建设为目标，形成过度投资——这是中日接近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其结果是整个金融体系完全为政府的某些产业政策进行金融服务，而导致汇率、利率和货币投放的非市场化。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日本，经常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汇率都围绕产业出口制定。众所周知，1980年代末，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是增长乏力、漫长的“失去的20年”，现在日本终于可能出现外贸逆差。这是和它外贸导向的产业政策完全违背的结果。
　　中日金融体系的微观经营也很相近。中日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针对机构客户的贷款，尤其集中在针对大机构客户的贷款，而不是像欧美银行那样，集中在为零售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当然中日之间也有不同。比如，日本银行的风险管理比中国还差的是大银行和大机构客户之间的交叉持股。
　　但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而从本质上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的经营更为同质化，且股权高度集中在国家财政部。从金融体系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角度，中国可能因这样的股权结构，出现更差的结果。因为国家以财政的角度持有商业银行的绝对股份，岂不是国家财政在担保商业银行？这意味着政府站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第一线，而商业银行却没有国家储备的后路了，尽管表面上看来，这样的银行规模庞大，拥有其他银行没有的竞争力。上世纪日本银行的世界排名和中国银行如今的排名都类似，都在世界最大、最赚钱银行的前列。
　　有鉴于此，中国要想产生合格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就必须有独立货币政策，和能够以服务零售客户为主的商业金融机构。这两个标准同时建立，才能满足温总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