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1月7日报道，2011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实际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408.6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贴” 资金达1406亿元，比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了近9倍。
　　粮食生产补贴的增加，相对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但是，在承认“提高补贴”与“粮食增产”正相关效应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效应正在逐年弱化——在2004年减免农业税（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粮食生产补贴增长9倍。但是，同期我国粮食总产量仅从4.69亿吨上升到5.71亿吨，亦即是说，8年来我国涉农补贴在增长9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每年却仅能增加1个百分点。
　　在粮食补贴对粮食增产效应持续弱化之际，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却在持续增加，这就导致了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的逐年加大。时至今日，我国大豆已有超过65%依赖进口，玉米和小麦亦已陆续开始进口，我国农产品贸易已持续8年呈逆差态势。
　　诚然，适度的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粮食生产，并有利于抵抗国际粮食市场的竞争。但反过来，过度的补贴，并以此过度抑制国内粮价的上涨，不但会逐渐弱化我国粮食生产的增产效应，而且会加剧掠夺式粮食生产（过度使用化肥和水资源）的趋势。
　　欲扭转此种状况，必须在适度提高粮补的同时，逐步加大我国粮价上涨的幅度。虽然，自2004年至今，我国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但是，与我国同期大宗商品的涨幅相比，粮价的上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8年里，我国油价上涨了250%、铜价上涨220%、金价涨幅高达340%，房价更是上涨接近600%。更何况，在我国粮价8年微涨的表象下，我国农资价格的大涨却几乎完全对冲掉粮价小涨的收益，如同期我国种子价格上涨了250%左右，钾肥价格亦上涨超过200%。
　　在我国粮价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严重背离，且农资成本增加严重挤压种粮收益时，必然很难持续保证我国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及有序生产的安全性。以当下南方的双季耕作为例，一亩田双季所产粮食的纯收益（加上涉农补贴，减去农资成本），全年不超过1300元，而这样的收益尚不及在当地乡办工厂打工一个月所得。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高粮价，可以相对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为“拉动内需”持续增添助力。就“拉动内需”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如何激发人口超过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显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