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阐述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对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和有关重大问题作出具体部署。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需要科学分析和把握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大局。
斗转星移，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运行一波三折，在剧烈动荡中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从国际金融危机进程和暴露的问题，可以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趋势。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萧条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步履维艰。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失业率和赤字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散蔓延，多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借贷利率上升，面临无力再融资偿债的延期风险，引起全球信贷紧缩；日本结构性矛盾和经济低迷持续多年，如今又被政府高债务、日元升值制约出口增长等问题困扰，经济复苏态势不容乐观。从近期和中期看，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因素仍然不少，经济萧条可能长期化。
全球市场可能陷入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股市暴跌，至今仍处于震荡之中，加之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财富大幅缩水；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使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数居民即期收入下降；而提前偿还债务和经济低迷又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多种因素造成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企业则由于危机使投资获利空间变窄、投资风险剧增，投资行为趋于谨慎；同时危机造成资金链断裂，银行重建资产负债表，也降低了企业投资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长期“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收入支撑过大开支和过高消费，导致债台高筑。因此，相关国家正在为减少赤字而紧缩财政开支，这与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应对经济衰退正好南辕北辙。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也已无能为力：美联储于3年前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已降至0—0.1%区间；英格兰银行两年半以来一直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目前的利率为1%，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都很小。这些导致需求不振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善，甚至有可能恶化，从而将导致全球市场陷入持续低迷。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可能长期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总结金融泡沫破裂的教训，一方面加大对传统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出“振兴制造业”、“再工业化”；另一方面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着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这些动向值得重视。但是，发达国家在国内发展制造业，将使传统产业全球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和外移，主要缘于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用全球供应链配置资源，这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不可能逆转的。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由于各国竞相进入和发展，市场竞争激烈，而需求环境和防范风险机制也有待完善。总之，由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并存，全球产业结构处于“青黄不接”状态，未来较长时间还难以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国际分工格局。
围绕贸易投资、能源资源、货币等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由于市场需求不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国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加剧，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危机延长和复苏缓慢虽然对能源资源需求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发达国家长期形成了对能源资源的巨大消耗，加上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速较快，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而能源资源供给相对有限，因此全球能源资源的供需矛盾将长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各国围绕能源资源而在贸易、投资乃至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竞争和较量将更加突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各国财政分散决策的体制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集中暴露了美元和美国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元保持着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从美国经济形势和自身利益考虑，因此滥发货币、美元贬值就成了美国弥补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向世界转嫁国内危机和困难的家常便饭。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监督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这涉及各方利益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利益，因而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曲折的过程。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将持续增长，并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和引擎。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前景暗淡，新兴经济体发展虽然具备内部条件和潜力，但也面临外部需求减弱、输入性通胀、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严峻挑战，未来世界经济大环境从总体上看将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时期差，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将会放慢。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大头，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低端，技术和市场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所以，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任务更为紧迫，必须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到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改革创新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发展大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正是紧紧把握战略机遇期的结果。进入第二个10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本世纪初得出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所依据的国际和国内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国际大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局面没有变。同时，从历史经验看，危机是一种强制力量，它逼使企业和经济体加快技术创新和体制变革，正所谓“危中有机”。当前这次危机也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正在兴起和发展。我国在这些领域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就可以在抢占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中有更大作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进出口并重、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危机在这个方面也提供了新的机会。10年前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高盛公司现任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认为，目前可能是近20年来投资欧洲的最好机会，“永远别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从国内环境看，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变：一是经过多年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等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二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消费总量大，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国内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四是劳动力和资金供给充裕，可以支撑进一步发展；五是政治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深化改革开放将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和潜力。总之，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依据的国际和国内基本条件并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仍然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应看到，无论近期还是中长期，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不利因素和挑战有所增加；国内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很突出；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更加凸显，因此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适应这种新变化，我们在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上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把抓住机遇只是理解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个主题和主线也是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确定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这既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也要求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贯彻主题、主线和“稳中求进”的要求，就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大局。按照这个大局，应当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明确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
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央适当调低了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也体现了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增长7%的中期目标逐步衔接。由于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近10%，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仍保持在9%以上，因而国内外存在一种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过高估计和对实际增长率过高期待的倾向。例如，据统计，全国各省、区、市“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率加权平均达到10.5%；又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出现从高位回落（尽管并未降到9%、8%以下），国外媒体往往就会有过度反应。因此，有必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7%—8%的速度不必说在危机年代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高速度，就是在正常年份也是令人羡慕的高速度。从历史上看，美国GDP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为4.2%；1870—1913年为3.94%；二战后1950—1973年为3.93%；1973—1998年降为2.99%。法国、德国GDP年均增长率1950—1973年分别为5.05%和5.68%；1973—1998年分别降到2.1%和1.76%。被认为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29%，随后也慢了下来，1973—1998年降到2.97%。可见，随着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除去经济周期的短期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的，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
第二，适当调低2012年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不仅是由于外需减弱和国内因素导致的周期性减速，而且是由于我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逐渐回落。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年均经济增长7%的基本依据。导致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因素包括：全球需求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这不是短期现象，而将是长期的；国内过度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容易引发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增长，必然使经济增长率回落，这是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表明这种转移结束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从全国看尚未到来，但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可能经历一个自东向西渐次出现的过程。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占大头，如果“刘易斯拐点”先在东部出现，也会使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
第三，实践证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等基本要素，而且取决于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超过这种承载能力的过高速度，不仅会使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损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祉，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背道而驰。尤其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高物质消耗和高污染物排放的粗放型增长，这使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城乡居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对洁净的水、空气和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越来越不能容忍以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代价去换取高速度。
第四，对于国际和国内因素引起的经济周期性减速，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阻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但是，对于上述多种因素造成的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回落，就不能期待通过政策刺激人为地拉高速度。那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和结构恶化，为长期发展留下诸多隐患。这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二）积极利用经济形势严峻的倒逼作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具体说就是：在需求结构上过于依赖投资和外需，在产业结构上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在投入结构上过于依赖物质投入和外延扩张；同时还表现在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矛盾的加剧。多年来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并不断取得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三不”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包括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等基本国情，以及实行赶超战略和时间压缩型工业化路径，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阶段等特点，都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存在急于求成和追求过高速度的发展思路；二是存在驱动而不是抑制粗放型增长的体制条件。这样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条件又相互强化。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行时，我国比别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政府和企业投资过度扩张，并引起周期性经济过热，导致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而经济下行、需求紧缩，对经济发展固然不利，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法则对结构调整的强大作用就显现出来。现在正是充分利用市场需求紧缩的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应当更加注重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在转变中谋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和总量扩大的过程，而且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调整优化结构，可以通过提高结构效益和发展质量抵消减速的负面影响，并为长期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条件。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和总量已经很大，尤其是在全球需求紧缩、产能过剩和国内投资扩张受到市场容量不足、利润率下降等因素约束的条件下，更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等内涵增长上。
（三）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现在有一种强大的惯性牵引着我国经济在原来熟悉的轨道上前行，这种惯性主要来自现存利益格局决定的、改革尚不到位的体制机制。不深化改革，不排除体制机制障碍，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根本转变，也不可能加快转变。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与过多干预仍然十分普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投资倾斜、投资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由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的贡献大，因而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的首选；而这类项目建设周期长，借贷风险短期看不出来，又有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担保，银行也乐于贷款。于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以及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大幅上升。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另一方面造成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和金融风险积累。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投融资体制和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条件。
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同我国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有密切关系。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其实并非真正的“低成本”，而是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没有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包括在内。因此从全局和长期看，粗放型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其实是相当高昂的。只有积极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能釜底抽薪，以经济手段迫使市场主体出于追求自身利益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同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也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现在有些垄断行业的利润率很高，其中相当一部分靠垄断因素获得的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或给社会分红，而是由这些行业和企业用于投资扩张，这也是推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同时，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使垄断行业改善生产经营、改善对用户和消费者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