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1年以来，各地工会把维护农民工权益作为重点工作，大力推动工资拖欠清理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据了解，在被拖欠工资的职工中，90%-95%是农民工。有关部门也表示，2011年以来，企业拖欠工资甚至欠薪逃匿现象有所上升。
　　企业拖欠工资甚至欠薪逃匿现象有所上升，这是一个怎样的信息?从2003年总理帮重庆熊德明讨薪到现在八年过去了，但拖欠工资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尽管各种治理措施不断出台，每年年终还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高发期。面对企业拖欠工资甚至欠薪逃匿现象，我们总要面对一种尴尬:欠薪、讨薪成为每年年底都要发生的“惯例”。
　　“欠薪逃匿现象上升”实际上反映了“季节性治理”的无奈。所谓“季节性治理”，就是没有从源头上采取根本措施应对社会矛盾，有关部门仅仅在年终或某个关节点上出台应急措施，这也最终导致出现“季节性爆发”乃至“虚假治理”。据笔者观察，在新闻报道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台的措施和农民工讨薪现象一样，吸引了眼球，却不能真正落地，产生公众所期待的效果。
　　随着公众对讨薪新闻注意力的疲劳，那些普通的、难以激起关注的讨薪者，将越来越难以进入公众视线。大量的治理措施无法落地，是农民工权利匮乏的真实写照，更表明他们的表达渠道和空间正在被压缩。劳动者讨薪看似属于个体，实则是整个社会权利救济机制缺位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欠薪逃匿现象上升”绝不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个人的苦难。
　　有学者认为，“对于那些在利益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因为弱势利益群体可利用资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通畅，他们很容易采用非理性行为来表达利益要求。在笔者看来，这是“欠薪逃匿现象上升”将要面对的后果，势必会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
　　面对“欠薪逃匿现象上升”，我们必须进行反思，研究过去开展的各类专项整治措施为什么不能起到显著效果，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尽快完善治理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措施。同时，我们也要追问：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工多少表达诉求的空间和渠道?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让制度解决欠薪成为社会的常态，而不是“季节性治理”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