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记者从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去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48万件，涉案金额42.8亿多元。据介绍，全国检察机关2011年以来查处的国家公务员涉嫌商业贿赂案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9%，工商行政部门加大对以商业贿赂手段推销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认为，反对国际商业贿赂是改善国际商业环境的基本因素。各国应制定详尽而明确的法律，具体界定商业贿赂的范围，并给予严厉的刑事处罚和经济制裁。但是，我国针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仅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商业贿赂”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虽规定了商业行贿行为的法律责任，但并未对受贿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专门规定，一定程度上造成“法有禁止而无处罚”的尴尬。
　　商业贿赂是违法行为，历来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瑞典贸易联合会国际贸易部部长乌利卡说：“瑞典虽是一个廉政的国家，但在若干年前，也存在着商业贿赂，类似丑闻现已大大降低了，除了严刑峻法之外，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良好而公平的环境是我们尤为重视的问题。”所以，仅把商业贿赂的产生归咎为市场环境是不科学的。从蒙牛与伊利之间的“陷害门”，再到腾讯与奇虎之间的“3Q之战”，中国的商界仿佛成为了一个没有规则的江湖；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商业贿赂已发展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陷入“非道德”恶性竞争的怪圈。
　　透明国际调查显示，去年1月至11月，我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48万件，涉案金额42.8亿多元。这些数字说明，商业贿赂犯罪在我国正处于高发期，遏制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必须多策并举，打出组合拳。一是立足于从严的基本刑事政策，如果一味宽宥，就很难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二是理顺治理商业贿赂体制，从立法层面明确商业贿赂由专门机关负主要责任的监管体制，解决多头执法问题；三是加快整合反商业贿赂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这样的贪利性犯罪，要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以增加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四是立法规制公权力，清除公权力寻租的恶俗，增加经济行为的透明度，使经济活动中的公权以及与垄断、市场强势有某种联系的公权受到相应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