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关于税制改革的方向，其实早就在提。
目前而言，最可行的减税方案包括：降低与百姓生活必需品的流转环节的税率，或将增值税率由17%降至13%。这种调整既可惠及全民，又可应对通胀。
亟待转型的中国一直渴望推动税制变革。最近在上海试点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就赢得了各界的支持与好评。在此次试点之前，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意味着在对生产投入征收了一次增值税后，又对销售收入征收了一次营业税，即对生产投入双重征税。
“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指出，将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同时，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与减税对应，从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看，“十二五”中国潜在的结构性加税也在推进。其中，特别是房产税改革、环境税开征等，都将有利于结构性的扩大税收范围。
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出定收入，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的严格预算制度,故此税收的迅速增长不太可能形成对应的财政盈余结转至下一年。
正因为扩张的财政支出，政府才产生很大的融资需求。同时，财政的扩张，也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近年来发生显著的变化。最近8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
（从2002年的0.38上升至2010年的0.49）。与此对应，中国的家庭消费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2002年的0.44下降至2010年的0.34）。
高强度的投资扩张，宏观上反映了大规模部门之间财富的移动。在这一过程中，私人部门（体制外企业和家庭）财富的转移为投资的持续繁荣提供了补贴。比如银行长时间将家庭储蓄利息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私人部门的企业和居民承担了较高的宏观税负（这包括政府收入高速增长和公共福利供给严重不足），以及政府为了支撑庞大的公共投资，将房地产演变成融资的机制，家庭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强制隐形地抽税。
有研究认为，中国减税的前提是政府经济活动减弱和财政需求的下降，这样结构性减税空间才能被拓展。
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明年的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表述通常被理解为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延续性，而经济政策的定性有共识的经济数据的判断标准。比如官方文件说今年是“积极的财政”，但今年的实际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了10个百分点，财政原定预算9000亿赤字，但最后执行下来或会是3000~4000亿财政盈余。所以更需关注会议所强调的经济政策的细节。
在我看来，中国长期政策拐点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财政支出从扩张转向收敛。这是判断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成功转型的逻辑起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定调。如果“稳”体现为财政支出的收敛，而“进”则体现为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质性地扶持私人部门经济的发展，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就业的结构。为此，财政需要为信贷资金更多流向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补贴；需要实行对中小企业有利的特别优惠条款：对大部分中小企业免征营业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等。
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中国政府目前的支出结构需要从基建大幅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保障房，使政府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化，这四项目前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才只有34%，相较发达国家还有很显著的提升空间。比如，医疗开支在一个10万亿财政支出结构中规模才有5000多亿，中国的药价又如何可能降得下来呢？中国需要考虑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来弥补养老金和医保账户的巨大缺口。
这些对于宏观结构来讲最终就是一个方向，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逆转家庭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