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2007年陆续上市之后，城商行的上市“圈钱”足足搁置了三年。
　　如果说化解股权结构分散是解决城商行上市的“硬件”问题，那么，近两年发生的“伪造票据案”、“假担保案”等则暴露出城商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短板”，贷款集中度过高、业务发展同质化等问题也着实让监管层和市场对其“软件”质量担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后两年，地方债进入还款高峰期，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在城商行的占比规模不可小觑，这部分资产风险最具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不少城商行的重要股东是地方政府，如徽商银行、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地方政府持股比例均超过30%，这就不难理解城商行在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壮大过程中给予的有效且有力的支持。
　　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城商行大多未上市，其平台贷款状况较为隐蔽，但从个别银行已披露的平台贷规模也可看出端倪。
　　截至2010年末，成都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185.84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27.36%，明显高于一些上市银行的平台贷占比水平；融资平台贷款中信用贷款余额为68.24亿元，占比36.72%。徽商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最大十户客户贷款比例”显示，前六位均为平台公司，贷款余额总计达62.25亿元，贷款占比超过40%。
　　此外，大规模的融资平台贷款导致了城商行客户贷款集中度非常高。成都银行2008至2010年的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分别为179.61%、136.99%、69.19%，均超过50%的监管红线。徽商银行2008至2010年的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分别为43.77%、52.55%、58.92%。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的预测均值为15%，如果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8万亿元，那么不良贷款规模均值为12216亿元。因此，数额惊人而透明度欠佳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成为城商行上市的最大“拦路虎”。
　　正因如此，虽然近期城商行IPO的呼声再次高涨，但终难形成第二波上市潮。如果放行城商行上市，无疑会催生其跨区域经营的冲动，这与当前的监管意愿相悖。另外，一旦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集中爆发，作为上市银行的城商行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在资本市场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可以预见，虽然监管部门称“发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新的利润增长点，城商行具有投资价值”，但市场并不会因此而忽略其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