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华为、中石油海外并购屡屡受阻，中国商人黄怒波冰岛购地申请被拒，青年汽车和庞大集团7亿元收购萨博告吹。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正在遭遇全球投资保护的寒冬。
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随着经济总量加速扩张以及对资源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加上国家实现内外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传统的商品出口发展到海外上市和海外建厂，再到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进入主动积极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新阶段。继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海外投资的资本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比较高，对海外投资过程中还缺乏驾驭风险的能力，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投资保护“阻碍”。
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近期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新出台的投资政策中，分别有32%和28%的政策是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监管和限制的。这一比例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2%的平均水平而言大幅提高，显示全球投资和贸易保护有所抬头。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以欧债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影响逐渐蔓延，多国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普遍增高。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家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提高海外投资和并购门槛。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当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只占所有在美外国直接投资的0.1%，而历年对美投资存量也仅为23亿美元，仅占千分之一，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很多领域未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判断交易是否威胁国家安全时，主要考虑国防及保持竞争优势、防止外来垄断等因素。美国对通信、航空、航运、水电、土地、不动产等方面的外来投资也有严格限制，以防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被外资控制。华为公司2008年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告吹，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
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样感到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审查外资投资和收购。
2010年2月，澳大利亚通过立法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限定15%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此外，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也逐步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
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WTO等同的机构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去全球化”风潮或难以避免，中国需要有遭遇投资壁垒的思想准备，培育降低风险、规避风险的能力。未来十年，海外投资利益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护权益、驾驭风险则最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