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判例法国家不同，这种指导性案例并非法官造法，而是在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避免司法混乱、追求法律裁判的统一性。
　　为贯彻落实案例指导制度，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最高法日前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例各两个，并要求审案参照要点不得借题发挥。
　　从100多个案例中遴选出4个，由最高法统一下发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在吸收域外判例法经验、破解同案不同判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由于这种指导性案例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法官审判的参照性依据，所以最高司法机关十分慎重。归根结底，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的统一与规范。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再有前瞻性和预见力的立法都难以为司法提供精准无误的规则体系。法官遇到立法空白或高度抽象性规定时，就要运用经验和智慧作出自由裁决。实践中，由于法官的专业素养、生活阅历、审判经验参差不齐，缺乏制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就会导致案情接近的案件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不仅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也有损司法公信力。
　　如何避免立法局限性下可能出现的司法混乱，英美法系国家寻求的是法官造法式的判例法制度，赋予判例同等法律效力，从而制约法官的审判行为。我国是严格的制定法国家，排斥法官造法，所以长期疏于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功能。但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法治传统的国家，案例都是对法律最具体生动的解释，好的案例不仅是典型社会事实的反映，也是法官恰当运用法律的成功范例，更是立法“抽象正义”之下司法实现“具体正义”的优良展示，不应一味地尘封案卷。
　　在现代法治文化相互交融的大背景下，我国探索案例指导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与判例法国家不同，这种指导性案例并非法官造法，而是在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避免司法混乱、追求法律裁判的统一性。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最高法在遴选指导性案例时，必须寻求更为充分的民主路径，防止指导性案例中出现法官造法倾向；二是在指导性案例的运用上，必须健全相应的程序机制和责任监督方式，既要防止一些法官过于机械化地照葫芦画瓢，也要杜绝当参照时不参照的现象。
　　其实，从一些地方发明电脑量刑软件到案例指导制度试水，不同的探索都反映出司法机关统一审判尺度的良好意图。但是，在不断流动的鲜活社会事实面前，法官很难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吐出判决。如何实现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均衡，是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