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兴市场遭遇资本流出，中国未能独善其身。10月中国外汇占款环比下降249亿元，自2008年1月以来首降，11月环比再降279亿元，降幅扩大30亿元；11-12月中旬证券市场资金持续5周大规模流出境外。资本外逃隐忧骤起。
　　资本缘何外逃？资本外逃的引发因素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宏观经济减速下行是资本外逃的最大诱因。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先行指标7-10月连续4个月下滑，为规避经济下行风险，国际资本择机离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事实上，中国最近一次资本撤离迹象显现于2008年10月份，彼时宏观经济正沦陷于加速探底进程之中，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增长的拖拽为资本外逃画上了休止符。相比之下，2012年“稳中求进”的总方略对舒缓经济下行效应预期相当有限。
　　其次，宏观调控对投资的挤出与资本外逃存有关联。因通胀居于高位、产业转型升级迟缓和房地产调控需求，“紧货币、控信贷”成为贯穿2011年的主基调，M1、M2增速屡创新低，致使已开工项目局部停工、新开工项目显著减缓，国际资本境内投资难免受到牵绊。事实上，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增速首现“双降”，且新设投资企业数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均有力佐证了挤出效应的客观存在。
　　最后，国际经济形势演变促使资本外逃步伐加快。受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和美国经济回暖影响，“总部救急资本”、短期投机资本撤离双双加剧了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欧美。据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投资者自新兴市场抽离资金达260亿美元，11初以来新兴市场共同基金连续5周资金净流出，至12月中旬累计净流出38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净流入915亿美元情形构成鲜明对照。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驱动资本外逃的多种因素仍将持续存在。
　　基于国内判断。从宏观调控看，由于11月物价指数尚处在4.2%的相对高位，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2012年宏观调控不会全面放松的主基调，总量意义上的投资挤出效应将持续。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红利”衰减后期，新的变革尚未破茧，同时，劳动力供应逐步趋紧，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资本存量的增长将放缓。在体制革新红利、人口红利与资本存量增速下降等因素多重叠加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概率非常大。据先行指标领先经验，2012年中期以前经济增速难现明显爬升。
　　基于国际判断。欧洲方面，作为拯救欧洲的关键步骤，近期召开的欧盟峰会达成了所谓的“财政新约”，但仅靠“新约”实难彻底解除欧债危机风险，欧洲经济仍将挣扎于衰退泥潭。事实上，欧元区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4个月萎缩已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美国方面，近期经济持续回暖，12月次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2008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11月份制造业PMI提升1.9个百分点，在全球制造业欲振乏力形势下“一枝独秀”。考虑到美联储维持0-0.25%超低利率至2013年中的宽松政策，美国经济未来24个月再现恶化概率非常小。
　　事实上，外汇市场上NDF价格的持续下跌，预示了国际资本踏在载誉而归的返程之路，预计未来6个月这种势头难见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