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强调扩大公共性支出,但这次的“积极”则更多强调完善结构性减税。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意味着政府期望通过让权放利的方式,主动解开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局。政府必须主动地担当纠正结构失衡的任务,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而这三大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是关键。它的推进将从多个方面改善我国另外两个结构失衡。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这表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致力于明年要在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的成效,而这也意味着更具有经济结构调整功能的财政政策明年的重要性将会更加突出,因此,此次经济会议强调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积极”与以往的“积极”内涵不同,以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强调扩大公共性支出,但这次“积极”则更多强调完善结构性减税。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意味着政府期望通过让权放利的方式,主动解开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局。
中国经济确实存在诸多结构性失衡,如从需求结构上,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需,目前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主要依赖内需中具有中间性质的投资需求,而不是具有最终意义的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上,我国过多依赖大规模、低增加值的制造业,而不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要素分配结构上,更多的收益流向资本和权力拥有者,而不是劳动者。这些结构性失衡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陷入明显的硬着陆,原因在于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甚至纵容这些结构性失衡的加剧,一旦支撑经济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资源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不利的变化,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面临坍塌,经济硬着陆就难以避免。
支持当前我国投资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但未来几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形成,如20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2015年我国60岁人口占比预计将达到16.7%,我国高储蓄率将会见顶回落,而这将不利于投资增速的持续扩大。当投资增速不能持续扩大情况下,原有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又不能通过旺盛的外需和消费得到消化情况下,就会造成大规模的企业破产,经济大滑坡也就在所难免。再如当前劳动力供给紧平衡的时代即将来临,普通劳动者也更加重视权益保护,如果我们不主动重视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继续通过多种手段维持资本和权力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而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社会不仅会继续恶化我国的需求结构的改善,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更严重的是,以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来看,它还容易引发社会动乱,最后市场自身就会通过剧烈调整的方式纠正这一结构失衡。
政府必须主动地担当纠正结构失衡的任务,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而这三大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是关键。因为只有收入分配更倾向于普通居民,消费的需求才可能扩大,大规模的消费升级才会激发服务业的广泛需求,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而只有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具有市场创新意识的中小企业而不是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才会通过更具有市场竞争性的方式完成,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必将使得更多劳动者获益,消费社会的广泛形成也就有了基础。
政府主动进行结构性减税正是纠正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关键环节,它的推进将从多个方面改善我国另外两个结构失衡,如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负担,从而刺激消费增长;政府还可以通过对企业实施特定目的的减税,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赋,降低企业转型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市场主动将经济行为转向政府期望的结构转型方向,从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的增长活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
今年10月以来,中央已经陆续出台包括上海营业税试点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门槛提高等各类结构性减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从过去的“落实结构性减税”到“完善结构性减税”,这意味着明年结构性减税的工作将更加制度化、系统化,即从过去的单项税收减免为主逐渐过渡到税目或税制改革的方式更系统、更大规模地推进结构性减税,而这也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手,2012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真正踏入转型快车道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