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最终消费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应该说，扩内需既是我国明年稳增长的需要，也是促进未来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笔者以为，扩大居民消费，最核心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较快增长。而要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中，政府都大有可为。
　　近年来，局部地区的“用工荒”使得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拐点，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农民工资近年保持了近20%的同比涨幅，而与此同时，城市工薪阶层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在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是不是只能靠劳动力市场自然的变化，而政府作为的空间不大呢？
　　笔者以为，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劳动执法，强化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完善工会制度以及工资形成机制，逐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定价方面的话语权，改变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带来的劳动者弱势地位以及劳资双方天然形成的权利不对等。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还可以通过破除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此外，政府还可以进一步向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减税，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同时也可以通过给企业减负，让企业更好地让利给劳动者。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更是大有可为。政府应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特别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同时，各级政府还可以加大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将这部分资金运用到民生领域。目前，重庆市已将国企利润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领域，这一经验就值得推广。
　　虽然近年我国加大了二次分配力度，增加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首先，政府对“民生”定义过宽，许多投入民众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受益可能也不多。其次，许多民生投入还存在利益输送、分配不公的问题。比如，保障房等分配中就存在变相福利分房问题，在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中，更是存在强势群体福利更多，弱势群体福利更差的“负福利”的状态。再次，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地域分布不均，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生活负担。比如，近年各地出现优势教育资源不断集中的倾向，城市家长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习，不得不交高昂的择校费。而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得不进城陪读，家庭教育成本不降反增。在家长负担加重的同时，教育部门和部分教育机构从中恐怕获益颇多。
　　因此，政府在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时，一方面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另一方面，还必须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公共服务相对公平。只有这样，民生投入才能发挥更好的效益，否则二次分配可能沦为向利益群体输送利益的通道。
　　总之，在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政府大有可为。当前政府应当抓住机遇，在收入分配领域推进一系列改革。唯有如此，居民收入增长过慢、内需增长乏力的状况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