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还剩下十来天，各行各业，特别是政府部门面临着繁重的年底考核任务。而年底时节，一年一度的“立案难”如期降临。这两者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原来，“年底结案率”是法院内部年终考核的主要指标。法院系统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统计全年的收案数和结案数，并计算出当年的结案率。因为考核涉及法院、法官个人切身利益，所以，不少法院会在年底前一两个月控制立案，减少收案数，“拉升”结案率。
　　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满足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等基本形式要件，法院就应该依法受理起诉。但一些法院在“考核成绩”与公民权利之间，显得十分纠结——有的民事法庭的法官直接向律师“打招呼”，希望来年再起诉；有的立案庭法官，年底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找茬”将案件拒之门外……无疑这种做法与法有悖，“立案难”也严重伤害了司法公信，损害到公民的正当诉权，一些案子可能因为年底不立案就过了诉讼时效。
　　考核年底结案率，其初衷是为激励法官勤勉办案，不使公民受到诉讼拖延之累。但由于政府内部考核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导致考核指标在实际运作中异化，“民生考核”走向了民生的反面。
　　人总是制度下的产物，即便是执法的法官，在考评机制下也会搞出“小动作”，可见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对人的行为扭曲之严重。法官对高结案率的畸形追求，一如一些地方对GDP数字的畸形追求，是一种畸形政绩观的表现。多年前，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组长桑助来就指出：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评估方法偏重模糊化、简单化。
　　的确，简化武断、不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不仅不能激励官员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甚至还催生新的矛盾。比如，国务院《信访条例》明确规定依法信访是公民权利；公民信访也是对政府信任的表现。但不少地方政府把信访纳入年终目标考评，“层层签订信访目标责任书”。中部某县的乡镇信访目标考核要求：乡镇每月到县以上信访量为零的，记满分；对于个人“越级上访”，按进京、赴省、到市分别扣2分、1分和0.3分……这种考核本身是为督促基层及时化解矛盾，保障群众利益，但上访成了基层官员考核的减分项目，自然会催生截访等新冲突。
　　再比如，中国平均剖宫产率畸高，接近50%，远高于世卫组织所推荐的上限15%。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出于逐利目的、鼓动剖宫产的医院。近些年，卫生部门加强了对剖宫产的管理，但不少地方矫枉过正，规定了“剖宫产指标”考核。去年，湖南宁乡县人民医院接连发生两起胎儿出生后离奇死亡事件。家属都曾多次要求剖宫产，而医院迟迟不手术。最终县卫生局官员承认：县里的确规定将剖宫产比例控制在35%以内。这种“数字化管理”，一刀切式的考核，极易被滥用，让本该受惠的群众受伤。
　　关键还在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以科学的考核标准激励公务员勤勉工作，最大限度惠及民生。早在2004年7月《瞭望》就曾刊文指出：进行政府绩效评估，是包括公务员队伍建设在内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去年开始政府绩效评估改革进入快车道。2010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在中央纪委增设绩效管理监察室；今年3月，由监察部、中组部、中编办等9个部门组成的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今年6月，国务院批准8个地区和6个部门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
　　一些初衷良好的官员考核指标，之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异化，关键在官员只对上负责，只对“考核数字”负责，基层群众对考核官员很难发出声音。所以人力保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杨士秋提出：要提高政府绩效管理的公众参与程度，加大公众在绩效评估中的分量。
　　正像温总理讲的：“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只有当年终考核的指标、手段、程序、复核，都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才能走出“数字化陷阱”，避免类似法院结案率虚高、群众立案难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