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减持142亿美元美债，持有规模创下年内最低纪录。这也是今年8月中国对美债最大幅度单月减持后又一次较大幅度的减持。而除中国外，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俄罗斯等国，也分别出现了11%和48%幅度的减持。这似乎表明，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债大受追捧的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已经到了战略性减持美国国债的最佳时机。
长久以来，美国国债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元等量齐观的全球流通性最好的金融资产，且基本无违约风险，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的优选投资品。而且，就市场深度和流动性而言，美国国债二级市场存量高达6万亿美元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全球源源不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美债繁荣的背后，却是美国债务的爆炸式增长。十年来，美国债务总规模由5.3万亿增长至15万亿美元，翻了三倍，与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相当。麻烦的是，美国的总债务规模更加惊人，截至今年二季度，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的总和就已达到约36.5万亿美元，尤其是政府未偿付债务已占到了GDP的65%，这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美国主要靠发行国债对债务进行再融资，因此以新债还旧债不断推高美国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是指国债年发行量与该年财政预算收入的比率）。美国国会办公室（CBO）预计，今年美国国债依存度将会达到67%，不仅远大于去年40%的国债依存度，更大于几乎是过去40年37%平均数的两倍。
今年二季度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主权债券遭到大幅抛售，全球资金流入美债市场，包括美国国债及其他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数据显示，美国债券基金过去三个季度的累计资金净流入额达396.05亿美元，其中美国机构债券指数和长期公司债券指数较年初分别上涨15.0%和12.18%，就连美国“两房”抵押债券也上涨4%以上。三季度以来美国收益率持续下行，美国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一个月来首次降至2%以下，创下历史最低水平，继续维持全球最廉价的债务融资成本。无疑，美国国债价格已被史无前例地高估，美债泡沫已经被吹得越来越大。
不过，白宫似乎从来不担心美债会被抛售，因为美国国债独特的债权人结构决定了，美债已经把债务人和债权人牢牢绑在了一起。购买美债越多，就意味着失衡越严重，就越可能被美债捆住手脚。在美国的国债构成之中，除政府外的其他部门(包括美联储、政府管理的各种基金等)持有约40%，美国居民投资者持有约30%，外国投资者持有约30%。过去十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规模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6.8%。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由2000年3月的714亿美元，上升至今年10月的11341亿美元，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3月的8%升至目前的25%左右，持有美债规模占外储资产比重达到36%以上。
与中国情形相似，大多数通过资源出口和商品出口积累贸易盈余的新兴国家都积极购买美国国债。受此影响，自2000年到2008年，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平均下降了40%。近十年，美国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债务再融资规模平均超过4万亿美元。
就这样，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美国的负债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起了美国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可债权国的主权财富风险却随着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债务货币化而同步上升。过去10年间，新兴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1%）增至近6.3万亿美元，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如果以黄金比价来计算，从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至今，美元兑黄金贬值近100%，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黄金价格涨幅超过6倍，而美元指数贬值超过36%。从长期来看，美国债务海平面的继续升高以及债务货币化导致的美元贬值，势必让各债权国的真实购买力和主权财富承担较大的损失。由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家金融安全都被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长期的廉价美元和廉价资本，或将使各债权国在痛苦的失衡中越陷越深。
在可见的将来，尽管美国国债投资地位注定难以替代，仍被全球视作安全的投资品，但中国的外储资产流向不仅要考虑流动性、收益性，更要考虑战略性和前瞻性。所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债权债务依赖关系必须打破，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做法不能不有重要的改变。或许，欧债危机正是一个时机，由于欧洲债务难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国际市场对美长期国债的需求还会强劲增长，美国国债的价格因此还将在高位持续一段较长时间。由于其他投资者的接盘，中国逐步减持美国长期国债，不至于会引起美国国债市场的大幅波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的选择。
因此，笔者以为，在美债还被视为“安全资产”的时候，在华盛顿继续执行强势美元和强势美债战略的时候，中国应顺势应变，抓紧逆向操作，开始战略性减持美债和美元储备资产，将债权转换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经济体的股权投资和权益投资，以便真正把外储资产用于中国实体经济在海外的拓展，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提高储备资产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