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未来总是充满着奇怪的想法和多种的情愫，同时又不得不回过头去，反复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这种“瞻前顾后”心理情节，在年底通常尤其强烈。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到一国、小到一家公司，此时总会有回顾、考察和前瞻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年终总结，和新的一年的工作计划当然是少不了的。不管是官话也好，套话也罢，哪怕在形式上应付一下，大家也要对未来做一些个人的小小预测。哪里都不能免俗。那么，2012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些什么现象，笔者今天在此就和诸位一起探讨和分享。
　　大家现在最为关心的核心命题，恐怕就是中国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了。笔者在今年7月和8月间在本栏有关中国通胀问题的系列专栏文章中曾提出，我国通货膨胀发展形态的内外部环境都在改变，尽管存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但仍然不会是全面的结构性通胀。最近食品价格的全面回落态势，看来已经印证了这样的判断。而目前超预期下滑的CPI和PPI，以及首次跌破荣枯线的PMI指数，还有最近连续10个交易日都盘中触及跌停价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都反映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的经济已如同这个冬天上海的天气一般，一夜入冬，突然从几个月前对通胀的担心陷入到了对经济过度收缩，陷入到了通货紧缩陷阱的忧虑。
　　从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实践经验来看，一国的经济运行停留在CPI为0至3%的区间是最为理想的。但是，经济运行是有其自身惯性和规律。一旦形成趋势，如果政策错失了最佳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则在经济周期和政策时滞效应的叠加之下，非但不能平抑周期，反而会加剧经济的动荡。所以，当我们看到最新公布的11月CPI数据已到了4.2%，并低于市场一致性预期4.4%的时候，出于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掌控能力的怀疑，海外众多“末日专家”已经把中国经济崩溃的大合唱演绎得如火如荼，似乎已成了铁论。但是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和未来的前瞻性政策信号的释放，已大大减小了这种可能性。相对于2008年面对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之下的宏观政策的紧急转向，谁都看到，这一轮经济周期下的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前瞻性有了大幅改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适时预调、微调的精神，已经在政策的操作过程中有了具体的体现。代表性的标志，就是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在触及了21.5%的历史新高之后，正式进入了调降周期。
　　相对于欧美捉襟见肘的公共经济部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拥有相对健康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中国政府有能力在财税政策上对实体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刺激和补贴。市场对地方债务平台的担心，随着市政债券三个试点的顺利推进，以及眼见上海市政债券发行时受到超额三倍资金认购之后，也正逐步得到缓解。当然，仅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无法持久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要赢得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两个根本性的因素：第一，有效的政策保障应对短经济周期的冲击，避免实体经济在受到内外部不利因素冲击时陷入困境，造成短期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和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这对政策出台的力度和时机都有很高的要求。一旦出现偏差，非但不能达到平抑周期的作用，反而起到经济周期放大器的负面作用。尽管中央不停地表示要提高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但不能不说是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确实“知易行难”。第二，需要从制度变革层面释放长期的制度红利，相比于政策保障始终侧重产业和公司层面，制度红利的角度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经济引擎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笔者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无疑，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为政者的非凡勇气和大智慧，在既有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尽头的时候，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把中国的社会建设成为消费社会，扭转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国有垄断行业对私营部门的开放，金融监管的进一步开放透明，都需要得到切切实实的改善。除了纲领性的文件，大家还盯着具体成果。因为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需要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法律和制度安排下，让渡出一部分利益。这当然加大了中国经济自我修复和转型的难度。而这也正是海外部分舆论“中国崩溃论”的主要论据之一，他们认定中国现有的体制是无法自我修复的。笔者认为，中国的现实，或许更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是一个可以在现行的框架下进行内部改良的体制。因此，适度放缓的经济加上民生的逐步改善，会使得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升级换代，成为未来增长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