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强调，要“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他说，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转变发展方式讲得非常明确，但是由于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现在到了年底，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降了，明年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时把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既抑制通胀，同时又能够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调整需求结构，要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去年中国有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就是投资率达到了48.6%，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全部社会产品，有将近一半被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34%，其中政府消费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
投资率过高必然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出口的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投资率过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里最扭曲的关系。所以要提高消费率，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则要靠现代化的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说，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后，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的投入。这几年中国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形势很好。
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现在中国专利申请量68%来自民营企业，有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主创新方针才可以落到实处。
再次，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所有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跟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更是没有办法比。印度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上不去，症结所在是收税体制不合理。中国的收税，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税收政策跟服务业发展的宗旨是相背离的。
最后，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都得不到贷款支持。国务院前年发文，允许社会资金发起设立个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这个政策出台一年多了，文件实施细则还没有下来。审批部门还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有银行法人控股20%，这样，村镇银行根本搞不起来。
中国的金融业很落后，现在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发展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改革外汇使用管理体制等等，配套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未来还可以保持多久，国内外有很多议论。“我觉得再快速增长20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能稳定。未来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人。进城一个人拉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收入是10万元，1000万人就是一万多亿元。
他说，还有一个根据是去年中国人均GDP为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D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中国还要快速增长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达到12000美元。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才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增长期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中国从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还有五年的时间。如果在此之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政策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