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药品安全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农村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人民日报》昨天也披露出愈来愈多“问题食品药品”专供农村的现象。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厘清农村食品药品问题，就必须分析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
　　一是独特的消费结构。国际经验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人们主要关注食品药品的数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在40%～50%之间，人们逐步注重质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降至40%以下，人们对食品药品的营养、安全卫生水平要求更迫切。当前，我国各地农村家庭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较大，发达地区已降至30%左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旧维持在50%以上。这就导致各种质量水平的食品药品在农村都有销路，客观上给劣质食品药品提供了生存空间。
　　与此相关的是，农村消费者整体支付能力还很低。于是乎，不论是当年的“毒奶粉”还是眼下的“地沟油”，农村都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灾区。这些“问题食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价格低廉。药品领域也同样：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充斥着价格高昂的进口药和原研药，二三线城市的市场被品牌仿制药占据，一些价格低廉、质量不佳的药品则被挤到农村市场。新华社记者曾到东部某省农村深入采访，一位村民说，“我们买东西才不看品牌和保质期，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这是对当前农村消费结构的最好注解。
　　二是独特的监管体制。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成为我国公共服务的“洼地”，各类资源匮乏，当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资源配置完全呈“倒金字塔”结构。大量的人力和设备集中在省市级，而在监管任务最为繁重的基层和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基础设施最为薄弱。许多县市没有食品药品检验技术机构，快速检测车和仪器奇缺。一线执法人员大多通过查看产品包装，核对质量保质期，查验进货发票等方法进行监管，这种“一看、二摸、三闻”的土办法根本无法判断食品是添加剂滥用、重金属超标还是细菌含量过多，当然也无法准确了解药品是否安全有效。
　　此外，低水平的需求结构决定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我国许多食品药品企业处于“长不大也死不掉”的状态。在农村地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数量众多、分布散乱。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和边远山区，数量有限的监管者要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被监管对象，监管难度随之加大。
　　面对严峻的现实，监管者采取了积极措施。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推行农村“两网”建设，提升农村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商务部引导连锁超市进农村，打造“放心食品店（超市）”。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旧无法解决消费结构和监管体制这两大深层次矛盾。这些年，笔者每年要到基层调研两到三个月，深知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之严峻，任务之紧迫。该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而应该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否则最终受损害的是每一名消费者。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不能保障农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我们如何期待他们种植或养殖出安全可靠的初级农产品？！
　　因此，我们不能仅依靠政府监管来解决问题，也不能单纯把希望寄托在生产经营者自律上，而要用社会管理理念统筹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首先，要加快农村食品安全顶层设计，形成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格局；其次，每个县（市、区）都成立食品药品行业协会，致力于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再次，要将政府在卫生、工商、质监等方面的职能下沉到乡镇，探索建立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和服务综合平台；最后，要畅通农村消费者食品药品安全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农村食品药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完善投诉反馈机制。
　　确保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的“网底”不破，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状况才有根本好转的希望。（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助理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