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在明确明年宏观经济五大任务以及“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之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如何培育壮大“中坚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战略新议题。
当前，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出人预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重点更多放在改变收入分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就是剑指矛盾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加快。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为23%左右。尽管如此，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很难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贫富分化扩大造成中国社会“两头大，中间小 ”的塌陷。
其次，与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我国的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一是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自然增加；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必然现象。这种稀缺导致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尽管以人均产出来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但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第三，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网，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比如，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尽管经过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后房产价格有所松动，但与居民可承受能力相比，依然相当沉重。
应该说，当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是一个提法，培育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仍可谓任重道远。
首要的一点是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这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次，要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再次，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对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要尽快启动住房市场 “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作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应加以明确的划分与定位，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疾风暴雨”政策。
最后，“中产”壮大的基础是人力资本，国家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在总体布局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及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经济社会需要全面的转型，壮大中产阶层不仅能够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活力，也将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