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总是算账的时候，税收亦不例外。2011年，“减税”成为整个年度的税收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房产税改革试点、资源税改革及车船税微调，每每“税事”变动，各界无不高度关注，媒体也竞相报道。仔细来看，这些税制变动都透着 “减税”的意向。然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仍明显高于GDP增长。
　　为什么越减税，收上来的税收反而越多？
　　间接税不进行大调整，实际减税效果难以显现。百姓最关心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这些从大家的腰包里面直接拿走的税收，让人感触最深也最痛。但是，直接税在我国现行19类税收收入中所占比率并不高。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10年其占税收总收入仅为6.6%。国家大部分的税收收入，主要源自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税种， 2010年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达56.7%。虽然间接税不直接向百姓伸手，但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无不含税，且税率不低。这种无差别课税特点（只要商品流转就会计税）与相对较高的税率设计（增值税一般税率为17%），实实在在地推高了我国的宏观税负。
　　举例来讲，大家日常购买的食用油，从原材料开始，到榨取油脂，再到包装上柜销售，每个环节都会根据价格计征税收，最后的售价中就包含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只要购买食用油所承担的税负就会一样，无论你是哪种收入水平，这就是间接税的无差别课税。同样，在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商品含税相对较低，因政府大部分税收都在收入环节直接收取，收入水平高多缴税，收入水平低少缴税。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让收入高的群体适当多纳税，收入低的群体税负少一些。然而，直接税制较之间接税制，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征收管理，都更复杂，也更困难。从间接税制走向直接税制需要多方面的准备。比如我国今年进行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房产税改革试点，遇到的很多难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我国税制走向直接税的改革方向不会变。
　　宏观税负指标，难以全面体现税负轻重。税收收入与GDP之比，曾是多年来衡量税负轻重的关键指标。2011年11月，财政部发言人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而2009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4%，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2.9%。”问题是税收收入是实数，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每一分钱都入账核算，但GDP却只有统计核算的结果。无论GDP是高估还是低估，用一个实际发生额与统计核算值做比较，比率的精确度存疑，也就难以体现大家对税负的感受。
　　实际上，老百姓感受的“税负痛苦程度”还来自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等其他政府收入形式的叠加。每度电里面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每吨水里面的污水处理费、每个市场摊位费里面的菜篮子工程基金等等，这些支出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每笔或许并不多，但积累起来的压力依然会有所感受。全面的税负轻重感受，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现有国民经济结构有拉升税收收入的作用。2011年的“减税”集中在了直接税领域和部分间接税领域。对税收贡献最大的制造业进行减税的举措，并未推出。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工业化必然带来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制造业则是贡献税收的主力。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从历年的统计资料来看，无论是增值税、营业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有着强烈的生产型偏好，倚重制造业纳税。也就是说，只要我国没有走完工业化历程，只要税制结构偏向对工业企业的征收，税收收入还会有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经济开放的角度，中国制造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背后是全球化大生产向中国聚集。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服务贸易，在中国走一圈，打上Made in China痕迹的所有产品，都会成为课税对象。每年几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活动，首先有关税，其次有进出口环节增值税，如此种种，这些税收也直接计入了税收收入的总额之中，成为税收收入上涨的推力。
　　此外，实际通胀水平增加税收收入作用明显。如今，大家终于知道了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局限性，那就是不能完整反映整个市场物价的变化。房价、能源价格、服务类价格等在CPI核算中的比重不高，但多年来的价格涨幅却最大。CPI指数平稳下的税收高速增长，事出有因。
　　以房价为例，房屋价格以及租金价格在CPI的比重当中远不及猪肉、粮食高，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却是大笔开支。契税、营业税及印花税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依据房价确定的税收。近10年来各地房价的高企，令这类税收收入增加明显，压在购房和租房人身上的税负较之以往只多不少。再看看能源价格，如果说天然气、用电的价格还在管控之中，那么燃油价格则是一路飙升。从3元多到5元多再到如今的7元多，持续上涨的燃油价格推高了大家的出行成本。同时，燃油当中所含的资源税、增值税、燃油税附加等税种，也随着燃油价格增长而快速增加。很多勉强买得起车的人，却不太用得起车。不难看出，这些生活中绕不开的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税收增加，却隐匿于CPI指数之下。
　　资本输入是税收收入增加的一大力量。加入WTO10年，中国全面开放的不仅是商品市场还有资本市场。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进来的资本要逐利，就要投资。有投资就会有生产、有消费。外部资本输入，形成的生产、经营乃至交易，都进入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循环。由于税收涉及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可分为对资本和劳动课税两种主要形式。这类输入资本的运行自然带来了税收，而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税收收入也将相应增长。于是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万亿美元进进出出的资本，对税收收入增加的显著作用。
　　信息化的征管手段提高了税收征收率。办税服务的信息管理把以前难以征收的税款都收了上来。企业信息可以在税务机关的数据库中全面反映。数据分析下，按年度、按行业和按地区的税收收入比较，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针对性的预报及纠察。同时，税票的条码化管理，也令以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大为受限。这些都是税收增加的技术原因。
　　总之，减税的方向有必要坚持。在结构性减税框架下，呼唤更全面的减税改革，特别是间接税改革。相信减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此外，高速增加的税金更期待高速增加的优质公共服务来匹配。对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大问题，税收虽然还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解决，但是很多方面可以有多的支撑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