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控通胀、稳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速明显趋缓，工业内部重工业增速快于轻工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幅远远赶不上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幅。
　　此外，今年在外需回落的同时，内需并不能补足；政策性投资下降的同时，民间投资还没有完全激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消费还是增长乏力。
　　结构调整不理想，与异常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关系。欧债危机、出口下滑、热钱流入等问题的出现，干扰了一些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年货币政策过分使用数量型工具回收流动性，导致传统渠道资金投放出现偏向性紧缩，大量中小企业不得不利用民间借贷等非规范渠道进行融资，致使利率在不同渠道的差异拉大，从而引起了监管套利。
　　多种因素叠加使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出现恶化，实体经济收益不如虚拟经济收益，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弱化。在金融与实体经济收益分化的同时，中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上游资源性垄断企业与中游生产型企业的经营业绩发生分化。从三季度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可以看出：上游企业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是最高的，中游企业的ROE最低。
　　股市疲软、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等情况，导致民间借贷、银行理财产品等非正规金融产品蔓延。实体经济盈利困难而一些上市公司当资金“倒爷”就能盈利，资金出现错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下降。
　　结构调整仍然任重道远，在今后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要把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结构性减税还要继续。在财政支出方向上，应更多投向民生领域，为扩大消费提供支撑。
　　货币政策大放大收会搅乱市场主体的明确预期，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影响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因此要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避免其过度频繁地使用。还是要坚持向中小企业等主体定向宽松，并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适时预调微调。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面，在明年仍然要坚持紧缩政策，抑制房地产投资炒作，否则房地产调控可能前功尽弃。（刘先云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