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实事，事关百姓福祉，贵在一个“实”字。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许多县市在年初制定“十大实事”时，用词含糊，导致群众无法问责，一些官员还将其解释为给政府留下“回旋余地”。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许多地方的“十大实事”最终常常达不到预期目标，多半途而废。（12月13日《南方农村报》）
　　既被列为“十大实事”，就已反映出地方政府公开的某种价值排序：它们要么是民生所最急需的，要么是政府行政的重点指向。所谓的“急需”与“重点”，竟被一些官员提前设下“回旋余地”，甚至最后变成烂尾工程，这不是闹剧吗？
　　显然，“十大实事”之所以容易衍生烂尾工程，与另一种机制长期被虚置有着直接的关联——那就是政府公共承诺的问责制。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日常的问责制度安排中，还是于不少官员的行政认知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十大实事”多是以民生议题为主的“好事”，而“好事”即便烂尾甚至搁浅，也是不应被追责的。否则，势必会削弱官员以后承诺做类似“好事”的积极性。
　　可事实上，政府的公共作为是不存在“好”“坏”的性质之分的。因为即便是“十大实事”，它也行使了公共权力，运用了不菲的财政资金，理当通过对其项目效率的考量来进行权力考核，乃至问责。出发点上的“善意”，并不能给官员任何的豁免权。
　　从这个意义来说，要想让一些地方异化的“十大实事”重新找回行政伦理，必须完善问责的制度设计。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姜大明曾对媒体公开表态，今年山东提出要办26件实事，当年一定要实现，“实现不了，向我省长来问罪。”——可在我们的具体生活中，又有多少官员能像这样，表达愿意接受问责的鲜明态度，不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