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注意经济增长的表层因素，如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国内宏观调控方向等，忽略甚至有意回避那些影响经济运行的制度性因素，这是欠妥的。在笔者看来，由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中国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盈利性不足。流动性不足是宏观调控造成的，是外生因素；但盈利性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
　　也有人认为，目前企业利润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和人工费用的上涨，成本提高利润自然要减少，因为成本与利润都是产值的构成成分。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这方面原因，但这不应是主要原因。一般来说，企业总是会把成本上升的压力通过提价方式向市场转移，所以才有“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说法。因此，看成本上升是否侵蚀了利润，应看利润在产值中的比重如何变化。
　　2007年我国工业利润占工业GDP的比重是24.6%，到2010年仍然高达24.4%，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008-2010年这三年中，居民消费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分配中生产成果的占有仍然向资本倾斜。而利润增长率大幅度减速的同时，利润占产值比重却基本不变。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企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原料、人工等成本的上升，而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减速导致利润增长率下降。比如从工业速度看，2007年6月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最高峰，达到19.4%，而到今年10月份已经下降到13.2%。
　　然而，中国经济中还保留着传统经济的色彩，最集中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农村经济中仍然保留着土地集体产权；第二，国企比重仍然很大；第三，各级政府的力量远比西方强大。后两个方面使中国城市经济在面临生产过剩危机时，能够通过传统的经济方式实现快速扩张，从而达到西方经济远比不了的反危机效率。比如2007年，非国有经济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到72.5%，但危机一来，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大幅度收缩，而中国政府通过10万亿贷款和4万亿投资扩张，迅速把中国经济从低谷中拉出来。到2009年，国有投资的比重又回到了45%，尽管引来“国进民退”的种种批评，但这是反危机所必须实施的措施。
　　此外，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也是中国扩张机制的一部分。用财政开支减掉政府消费后的余额为政府储蓄。2007年政府支出中的储蓄比重只有1.4%，但是到2010年大幅度上升到40.1%。在2008-2010年国家财政的新增开支当中，有55.5%用到了投资方面，以至于在这三年新增的中国资本形成额当中，政府储蓄的比重高达30%，而2008年以前只占不到10%。在已经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虽然避免了短期的衰退，却加重了未来长期经济过剩的矛盾。
　　这种情况可以从投资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得以体现。因为投资完成额代表着供给能力的增长，生产增长曲线的变化则是现存需求决定。如果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表明新增工业生产能力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反之则标志着生产过剩压力在增加。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问题很大。因为2009年制造业投资增长率是26.8%，2010年是27%，今年前10月显著提升到31.6%。这说明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投资，到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产能释放高峰。但当产能曲线开始大幅度向上的时候，生产曲线与利润曲线却都显著向下，未来的趋势只能是走向更严重的过剩。
　　可以观察通用、专用、交通以及电器设备这四个领域的生产和投资情况。这四个产业都是装备类产业，更能反映产能的变化情况。这四个产业，今年以来产能大幅度增长，生产却在显著下降，而产能向上曲线与生产向下曲线所形成的“剪刀差”，就是衡量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个趋势，估计明年的工业增长率还会下降，可能会降到11%-12%，而投资完成额和制造业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则可能继续提升至25%和33%。也就是说，明年的过剩程度会继续趋向于严重，这将对增长形成持续压抑。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新一轮产能过剩当中，钢铁行业可能是重灾区。自8月以来，全国钢材市场价格开始出现向下波动，到10月中旬在一周内就下跌了5%。这与需求不足有关，也与钢铁产能不断释放高度相关。目前钢厂利润率只有1.5%，大幅低于5%的工业平均水平，但还有5000万吨生铁和4000万吨炼钢能力在建，今后的问题会更多暴露。
　　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产能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金融危机。因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会使生产企业断绝还贷来源。2008-2010这三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为67万亿元，同期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长累计超过15万亿元，贷款占同期投资额的22%。实际上，还会有许多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投资领域，估计过去三年的投资中，应该有不少于30%用的是银行的钱。所以如果发生过剩危机，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伤害必然是巨大的。综上考虑，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