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最急切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平稳增长。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带来的长足发展。但眼下中国经济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能源需求大幅增长，进口石油已占总需求的50％，发改委报告说2015年将上升至60％，环境资源被严重透支，外部增长方式的变化正倒逼加工贸易转型。
以今年为例，25%的投资增长，9％的GDP增长，意味着近3个百分点的投入实现1个百分点的产出，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递减效应阶段。这个阶段，在短期内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性改变不会发生的情况下，生产曲线不会向上移动。如果中国经济继续追求更高的增长，需要超过3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带来一个百分点的产出，产生更大的没有效率的增长结果。如果适当放慢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可能由生产曲线上两个百分点的投入带来一个百分点的产出的相对优化的位置，与现在的投入产出比例比较，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要达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适当平稳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进出口三大驱动力都需要有调整的空间。投资方面，建议适度放慢。比如原计划每年完成一万公里铁路建设可减少至五千公里，在更安全的交通设施建设上下更大功夫，也提升GDP增长的质量。对于单位GDP增长耗能是美国的7倍、日本的10倍的高耗能产业和企业，继续实施关闭和降低产能的政策，努力把节能减排的指标做实，达到2012年单位GDP耗能下降的目标。这能直接提升工业增长的质量和能源平均使用效率。至于新兴产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先增加更多基础性技术研发投入，然后大力开拓消费市场，最后才推动规模生产，将降低的当下生产规模投资，转化为消费市场打开后的规模扩张，而在技术瓶颈没有突破、消费市场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就盲目大规模投入生产，非但无法享受使用清洁能源的好处，还加大了生产环节对环境的污染，盲目投入形成的产能过剩还要动用政策资源调控。超过30％的大大高于平均投资增长水平的房地产投资，是推动经济过高增长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防止引发危机和平稳增长的角度，房地产投资有必要继续调整，保障性住房投资对房地产产业链的拉动与商品房投资的作用应是一致的，房地产投资的合理下调，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要夸大。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也带来农业整合和发展空间。投资领域还有很多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增长效率的方面。
消费增长应该有很大空间。消费增长可以部分补偿一些领域投资增长减少带来的GDP增长放缓。现在一方面需要通过收入增长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推动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一般消费增长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应成为消费增长不可忽视的部分。按照消费占GDP的比重60％计算，中国消费近期还有超过20％的增长空间。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拓制造业的产业链得到较大重视，而消费性服务业有利于创造多层次一般消费需求，不论从满足需求增长和创造需求的角度都需要完善和加速。高水平和精细化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和推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养老，保健，护理，旅游，度假，文化，医疗，教育领域的发展，是促使经济更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
消费增长可以成为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也成为吸纳各层次就业的主要领域。不过，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银行被要求达到的高达40％至60％的利润增长指标，是不利于避免银行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的。
如果各地方政府都能务实遵循规律去发展经济，2012年就能够保持9％左右的增长，而且走出一条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平稳增长的发展道路。
2012年，财政政策应该唱主角。有分析认为，一些观点过分强调外部经济二次探底和中国经济下滑，反映了部分相关利益集团对宽松政策环境的追求。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缺钱，也不能靠发钱来推动增长。统计年鉴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我国居民存款余额从2007年14万亿上升到2010年的30万亿，企业存款余额从19万亿上升至30万亿左右。三年时间，居民存款余额和企业存款余额分别上升了115％和58％，不能不说直接与危机时期的非常态宽松货币政策有关。如果巨大的居民储蓄脱媒去从事某些“投资”活动，将像出笼猛虎一样释放巨大流动性，通胀和资产价格可能再次失控。所以，如果引导得当，巨额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逐渐有序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投资，将成为实体经济投资的巨大资金来源，同时逐渐平衡国内外一些观点一直批评的困扰中国经济的储蓄——投资缺口的经济失衡的矛盾。
如果2012年经济增长9％，通胀在3％至4％之间，货币供应量增长保持14％至15％的水平，未来五年保持在13％至14％左右，应能审慎地满足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由此观之，近期货币政策的微调，理应成为定向宽松而不是高GDP增长偏好的资金来源。
同时，连续十年大幅增长财政收入，已积累了引导经济转型的实力，财政政策应主导经济转型战略。比如，财政预算可通过减、免税帮助需要整合和提升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支持配套新兴产业致力技术瓶颈研发，推动新兴产业的科学发展；增加财政支出中社保和医疗卫生的比重，逐渐解除消费增长的后顾之忧；建立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支持农业集约化转变防止城镇化带来农村空壳化和农业发展的困扰；等等。
中央财政要围绕转型和新的增长点的培育来做预算，地方财政要以上面各项投入来做支出安排，而不是围绕盲目上项目和粗放的GDP增长来做预算。以近年财政的盈余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完全有实力承担转型主角。如能以本地经济的平稳增长为目标，地方财政不应有巨大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