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至12月初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是在关键时刻召开的，因为构成“气候秩序”重要支柱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于2012年12月到期，如各方始终纠缠不休以至于无法达成“第二承诺期”温室气体减排新安排，则将导致出现“空档期”，届时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德班气候大会承上启下、肩负着防止“空档期”的重任。大会的要害在于，是否明确《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是否规定发达国家应在“第二承诺期”继续单方面量化减排，发展中国家是否继续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
　　德班气候大会无疑异常重要，但在当前的形势下却受制于以下四个不利因素：
　　一是气候变化及其谈判存在被人忽视乃至遗忘的风险，因为2011年实乃“多事之秋”，西亚北非动荡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这两大话题持续发酵，致使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世人所忽略。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反复发作，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异常曲折，保增长、促就业成为各国当务之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相对下降，因此各方就此达成重大妥协的政治意愿与动力明显不足，气候谈判要取得新突破，还得等待“经济气候”的好转。
　　三是日本“3·11”特大地震海啸引发严重核泄漏，核电站及核能安全风险备受关注，多个国家为安全计停建缓建核电站，致使国际能源供应格局生变，核能比重趋降，传统化石燃料使用趋升。由于化石燃料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大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际减排的努力、放慢国际减排的步伐。
　　四是发达国家极力推卸责任，拒绝接受“第二承诺期”对其量化减排的限制，并为此耍花招、搞名堂。
　　这些不利因素中，发达国家极力推卸责任成了德班气候大会取得进展的症结所在。比如，美国人口仅占全球3~4%，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25%以上，作为人均排放最多、“奢侈排放”最为典型、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气候谈判中表现最虚伪，最没有诚意，也是此次会议最大的拖后腿者。美国至今未签《京都议定书》，却以所谓“主要经济体都应承担量化减排责任”为幌子，以“新兴大国同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作为美国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其貌似“公正”，实则混淆视听，刻意模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与不同责任，拒不承担自己的义务。对此，全球16家知名公益组织在大会期间致信以所谓“巧实力”著称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美国对气候变化谈判言行不一、已成“主要障碍”。
　　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发展中国家属于“生存排放”，但发达国家却自私自利与蛮不讲理，一再以“共同承担国际责任”为幌子，推卸自身主要责任，分化发展中国家，逼迫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等提前承担量化减排责任，企图以此压缩后者的发展空间、延缓其增长速度、迟滞其崛起进程，进而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贯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据理力争，强调减排自主权，维护长远发展权，争取谈判主动权。
　　中国的“气候外交”包括以下三大要素：
　　一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区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责任，坚守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维护自身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主张发达国家应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不应承担量化减排责任；
　　二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承担与发展中国家身份相符的国际责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自主节能减排。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单位GDP能耗下降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
　　三是团结新兴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避免孤军奋战，共同抵制发达国家分化，通过“77国集团+中国”和“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机制采取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