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全球气候谈判图景在二十年前就拉开了宏大的序幕，但每轮谈判的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也是一拖再拖，人们根本无法预期何时才能关闭这一谈判的大门。其中的缘由和动因，除了“全球气候”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经济属性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其背后的全球政治权力格局也不可避免地注定了谈判的失败。也就是说，德班的全球气候会议不仅没有事前谈判达成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天然的政治权力或缺性，即使达成也会使得这一谈判协议极难具备事后的可执行性。
　　对于公共产品的被滥用状况，最为著名的分析，莫过于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所提出的“公地悲剧”现象了。在这里，我们不妨用牧民养羊的简单例子来说明其中的机理与结果。假定有10户牧民在一公共牧地上放牧，但这一草地上的最多承载力是100头羊。经过长期讨价还价的谈判，甚至那些流血式的冲突，形成了一个事前的分配协议。当然，最为简便的方式还是按照均分的原则，每个人都获得10头羊的放牧权。但即使如此，出于个人行动具有高度的“外部性”以及事后监管的实际难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激励去放更多的羊，致使这一牧地被过度放牧，牧地很快呈现出资源严重衰竭的“沙漠化”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公地并没有自动复原的技术性动力。一旦人口增加到一定限度，处于公地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过度攫取所引起的自我毁灭之中。
　　而且，这些放置于公共状态的牧地一旦失去应有的监管控制，那么每个人都会担心自己老实从事，而让别人暗地多养牛羊，这又促使每个牧民“被迫”放养更多的羊，这自然加剧了这片草地“沙漠化”的提前到来。按目前的经济学理论智慧，解决这个难题方案大致有这么几种：或者政府产权保护下的私有化，把整块草地卖给最有效率的那位牧民，而其他牧民选择离开转行，当然也可以直接成为这个牧场的员工；或者按照以往几千年草原放牧所形成的惯例，进行间歇性游牧。2009年诺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教授的研究认为，在这些方案中，由于游牧方式是最吻合于草原这一特征，因此中、俄、蒙三国的草原治理效果，反而是生产最为落后的蒙古国最有效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草地。当然，这已超越这里所谈的重点。但同时也表明，公共产品的治理并不存在单一的、绝对的治理体系，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很好适合这些特定公共产品的自然属性。
　　当然，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有几个前提条件：其一，这些牧民有可迁出的退出机会；其二，这些方案的实施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强制力，否则100只羊就变成一纸空谈，最后的实际养羊数量可能是500只或者1000只的过度放牧情况。离开这些前提，再多的谈判也就变成多余的形式。与其如此，倒还不如像巴泽尔教授所说的把这些资源放在“公共域”，会更加节约费用。
　　在拖延了两天之后，一度险些崩盘的德班全球气候谈判终于落幕。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协约方同意实施《京都协议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解决，代价是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笔者认为，即使通过艰难的谈判进程最终求得节能减排目标的一揽子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在缺乏一个强制力量下保证这些国家不会偷偷增加碳排放，因为碳排放的测度是个监督难题，目前还只能通过产品的反推法来实现，存有较大误差。另外，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一旦发现有人偷偷减排之后，该用什么强制力对之实行法律制裁。而这些，德班谈判都回避了。
　　所以，按笔者的想法，与其在德班气候会议上讨论分解减排指标，还不如先回到制度框架内寻找一个具有共同约束的治理体系。因为，在节能减排谈判的背后，尚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逻辑亟须理清。事实一再证明，简单地修修补补，已改变不了当前全球气候恶化的无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