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多个知名品牌速冻水饺陷落于“金黄色葡萄球菌门”，之后新版速冻面米制品国标中却将这一项目从“不得检出”改成“限量检出”。这被质疑是“开倒车”。上个月，媒体关于乳品新国家标准的“倒退”、“被大企业绑架”、“关键性指标被推翻”等报道，也引发了舆论热议。
　　12月6日，新华社播发报道《谁来消除公众“标准焦虑”？——透视食品新国标三大疑惑》，对新国标争议的事实做了厘清。这也正是消费者的焦虑所在：有关食品的新国标“开倒车”了吗？国标该“就高不就低”吗？新国标到底谁说了算？
　　关于“开倒车”之说，之前确有误解之处。比如，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院士指出：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例，以前国际上也是“不得检出”；但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分段限量指标成为国际标准；美国就明确了金球菌的数量。
　　同时，制订食品标准不能脱离现实，否则就可能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影响农民生计。比如，1950年代，波兰曾将花生中的黄曲霉毒素定为“不得检出”，那几年波兰人几乎就吃不到花生。同理，乳品新国标中将生乳蛋白质含量从每100克含2.95克降到2.8克，也是对我国农业现实做出的“妥协”。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07年和2008年夏季，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低于2.95克的比例分别达75%和90%。
　　坚持高标准，就意味着大量生乳将被销毁，而这个标准只是“生乳”的标准，不是直接食用的奶粉标准，不会导致“大头娃娃”的安全问题。而且近年来价格上涨导致精饲料投入不足，也影响了奶蛋白含量。
　　尊重客观现实，适当调低标准，是一种“以退为进”，也可防止企业为了“达标”搞小动作，避免类似三聚氰胺事件那种悲剧重演。就像人民日报说的：标准进退的理由“完全可以掰开揉碎了跟群众解释。只要符合实际、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相信是可以得到理解和支持的”。 但既然已经形成了新的国家标准，就必须在新国标基础上严格执法，绝不能“一退再退”。
　　其次是所谓企业参与食品标准制订的问题。
　　作为国标最终的落实者，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掌握一手资料的大企业参与标准讨论本无妨，且大企业并非一味要降低标准。比如，有专家提出要取消某一种微生物的检测，结果遭到一些企业集体反对：因为行业良莠不齐，取消检测可能导致无法监管，最终影响消费者对整个行业产品的信任。
　　但食品标准是国家公器，企业有时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为免公众猜疑和诟病，标准制订程序就该更阳光。比如，此前卫生部公布的“乳品质量安全标准专家组成员名单”中，有三元、蒙牛、伊利、光明等乳品企业代表9人。虽然卫生部门坚持：企业界代表只参与了国标的立项、起草两个环节，未参与关键的审评阶段。但正像“新华时评”所说：对于最受猜测的“初稿由几个大企业起草”来说，有关部门起初迟迟不予回应，在企业、专家现身说法的情况下，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定有“内幕”，此时，仅有卫生部门一句“在审评及以后环节，绝对没有企业参与”的表态，显然难以服众。
　　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汪国钧也承认：新出台的部分标准中，前言中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没有标注（其中一些就是乳品巨头），确实容易产生误解。
　　能否把信息公开做得更主动、提前一些？如果能在去年修订标准时，就明示这些企业会参与，而不是在今年的质疑声中才公示有这些企业参与，新国标的公信力会更高些。
　　应该说，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业性很强，普通人难以置喙，但其社会性更强，因为和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的监管部门能否引导公众参与，铺设舆论与专业讨论间的渠道？比如，去年卫生部公布了202项标准制订修订计划，很多标准在征求意见期中是“零回应”。公众因为陌生而不参与，因为不参与而更加怀疑。目前，卫生部正打算与消协合作，邀请消费者参与有关标准的制订。
　　无疑，食品标准制订的过程越是公开，公信度就越高；公众知道越多的争论“细节”，就越是对争论的结果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