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道堵塞没有疏浚之际，陡然开闸放水，其结果不但难收浇灌之效，更会引发水灾之患。
　　这一治水通则，用于货币政策亦然——“货币存量”可喻为水，货币政策“由从紧变宽松”可比作开闸放水，货币政策“满足实体经济之需”可比作有效浇灌，而“低成本的融资通道”则可比作经过疏浚的河道。
　　12月5日，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正式施行，这是我国3年来的首次下调，将向市场释放近4000亿元的资金。很显然，在我国实体经济遭遇严重危机之时，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然开始松动。
　　实际上，虽然今年以来我国启动了历年罕见的从紧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1.5%，一年期存款利率高达3.5%，但是在今年以来公开市场逾2万亿元净投放的持续对冲之下，我国信贷总量与2010年的7.9万亿元相比，仅有小幅减少，全年约为7.5万亿元左右。与2007年、2008年的3.6万亿元、4.8万亿元相比，则明显仍处于高位。而如果以M2存量计，则我国可谓全球最“有钱”的国家，截至今年6月，我国M2总量高达78万亿元（约合12万亿美元），远超同期美国的9万亿美元、日本的10万美元，与欧元区的总量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进行货币政策宽松，则明显有引发“水灾”之患，从而有可能将稍见好转的通胀趋势，再次推向高位。
　　实际上，就我国当下“缺钱”现象而言，并非是整体性的，而仅是结构性的——中小企业缺钱，但大型企业并不缺钱；实体经济缺钱，但投机性游资仍在四处出没。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的显现，其根源在于我国直接融资通道的堵塞。
　　正是直接融资通道的堵塞，造成了我国当下极其矛盾的景观：一边是货币之水势汪洋、一边是中小企业饥渴难耐，一边是银行业利润高至其他行业总和、一边是实体经济艰难维持日趋衰弱，一边是投机之风难以遏制、一边是中小企业的频频倒闭。
　　这种极其矛盾景观的出现，充分说明欲解决我国当下实体经济的资金困境，其根本要义并非是货币政策的开闸放水，而是急需对直接融资通道进行疏浚。而在直接融资通道疏浚之前，任何看似好心的货币宽松，均只会推高通胀水平，让银行业赚取更多的暴利，让投机之风更加大行其道，而根本难以对实体经济进行纾困。退而言之，即使货币政策的开闸放水，可以让中小企业略沾雨露，但其融资成本之高仅可让中小企业苟延残喘，而根本难以让其持续发展，更何况由此带来的通胀隐患，极可能让整体政策效果以“弊大于利”的败局收场。
　　虽然，对于实业经济而言，我国改革开放后直接融资通道的打开，距1984年发行“飞乐音响”第一只股票已近30年，距上证所、深交所1990年正式成立已有20多年。此外，我国更分别于2004年、2009年创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OTC产权交易、企业债融资亦于近年来不间断地试行，但是，上述诸多直接融资通道，不仅其整体规模距我国实体经济的庞大需求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严重不力、重融资轻分红的“圈钱市”之下，不仅没能起到有效的资金配置，更在历年高达90%的股民惨遭“绞杀”之下，其融资规模虽然一直在扩大，但融资增速却明显在下滑，已严重跟不上我国当下实体经济的需求。
　　就我国当下“缺钱”现象而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国“钱少”，而在于我国缺乏有效的直接融资通道。对实体经济流动性不足的根本解决，其着眼点应锁定资本市场的有效治理，以及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而不在于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如果忽视这一本质逻辑，本末倒置地进行货币政策的开闸放水，就我国未来经济而言，则显然是“福少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