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专门召开“坚持公正廉洁执法，坚决杜绝公路‘三乱’”视频会，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实行罚缴分离，罚款必须通过银行上缴国库。
　　引发公安部如此举动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此前央视新闻频道报道了山西岚县、盂县交警违规拦车收费并抢夺记者摄像器材的新闻。没有罚单、没有收据、没有理由、强行收钱的执法，引起公安部的震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公路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就十分严重，1994年开始国家加强了对公路“三乱”的治理，情况曾一度好转。但现今公路“三乱”问题再度抬头，深刻说明滋生“执法经济”的土壤仍然存在，制约执法法治化的瓶颈尚未打通。
　　回顾之前的治理，三令五申中也不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的决心与魄力，更不缺强大行政动员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检查、大整顿，但是根源于利益的三乱执法犹如野草般“烧不尽”，稍微放松便“吹又生”。其实，对执法公权治理的“回潮”现象，证明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道理：行政执法的规范化，不能仅靠一时的执法大检查，而必须确立在稳定、恒久、权责对等的法治化轨道上，只有让执法者始终处在法律的严格约束下，让公民监督始终与执法权力的运行首尾相伴，才能杜绝私利意图污染到执法目的。
　　实现执法的法治化，首先必须确保立法设定的约束制度得到一体遵循。要真正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就必须设计出严密的执行程序和监督机制，用严明的责任追究保障这些制度“落地生根”。
　　实现执法的法治化，还必须让公民监督及时跟进。畅通公民的监督途径，尤其是畅通执法相对人的救济渠道，让受到不公执法的人都能选择与之抗争、选择维权，才是从根本上形成对执法的制约监督。
　　实现执法的法治化，最终的根源则在于切断与执法相关的利益脐带。如果不能彻底从执法经济这个怪胎上釜底抽薪，那么再多的制度设防都难敌一些执法者的私欲膨胀。必须从财政体制上动刀，在严格核定执法机构、人员和执法经费的基础上，切断财政不足口实下执法部门与罚款之间的利益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