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发生并波及多个国家，绝非偶然因素所致。除了美国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一些被银行收掉房子者无家可归等具体原因之外，美式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特别是金融资本一家独大、贫富悬殊和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可能是主因。华尔街示威者“我们都是99%”的口号及其对占人口1%的超级富豪的抗议就是证明。但西方也有人认为这是无业游民在胡闹，华尔街缴纳了巨额税收，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某贫富差距极大的经济体的执政者坦言，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不可能解决——其中隐含着闹也白闹的意思。这话固然不错，但如果一个文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似乎有悖于“文明”的社会价值取向。何况，就是在资本主义各国，也不都是财富分配差距悬殊的。
　　众所周知，经济学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差异程度。通常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难以发挥收入分配的刺激作用；基尼系数大于0.4则表示差距过大，会引起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紧张和社会不稳定，故合理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0.4之间。在现实中，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般在0.25左右，德国为0.3左右，而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一般较高，大致在0.4上下。
　　影响基尼系数高低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等。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制定者希望以收入分配制度达到何种目标，是注重分配差异的刺激激励作用，还是注重分配政策的调节保障作用。日本基尼系数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税率大致为15%或25%，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级富豪的投资收入适用的税率不超过15%，比工资收入应缴的税率低不少，因此很多富翁的收入适用的税率远低于一般中产阶级，如巴菲特的收入适用的税率就低于其办公室的某些雇员。同样，在薪酬制度设计上，注重薪酬保障作用的日本，薪酬收入差距较小；而注重激励作用的美国，薪酬收入差距往往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其结果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创新力，但社会的割裂和碎片化明显；而日本社会则较为稳定，即使发生如1998年那样的大危机也未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社会活力和创新力又显得不足。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比较突出，基础性的原因在于发展阶段问题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紧迫、现实而又长期、艰巨的任务。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和方式有很多，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应包括这样一些重要内容：设计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教育状况；设计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设计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设计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逐步缩小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设计合理的薪酬制度，逐步缩小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