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扶贫标准再度调高。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这些年来，扶贫标准基线一再调高，这一方面足以说明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和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人在发展中确实掉队了，因而，舆论普遍呼吁不能一味沉浸于数据上的“越来越好”而忽视了弱者。但在扶贫这一问题的解决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非常纠结的现实：到处需要钱，国家的财力到底能够救助多少人?所以，在1986年扶贫开始时，只是将急需要扶助的那一部分人作为扶贫的对象，而随着国家财富逐步累积，此后才逐次调高，所以，中国的扶贫，其实从来都没有实现贫困人口的全覆盖，这也是扶贫标准虽屡次调高还被诟病的内在根源。
　　贫困人口不会自动消失，减贫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眼下，扶贫标准再次调高，新一轮扶贫战役打响了发令枪，俗话说，三思而后行。当我们再发力时，想想看，自1986年以来，扶贫走过了20多个春秋，我们从来都不是埋头赶路，分明也在摸索中不停地反思并听取一些建议。
　　此前，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曾表达了一个政策执行者的担忧：以行政权力主导的扶贫，“在资金保障和组织执行上有优点，但行政扶贫体制僵化，操作上过于死板”，行政扶贫的资源很难全面覆盖所有的贫困村，通常就是一个县选几个典型贫困村开展项目。虽然，这可以看作是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但执行者有发言权——“这样的整村推进难免成为形象工程”。可不是，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乐此不疲地争戴贫困帽，就是因为争做那个“典型”，政策实惠不要白不要。
　　换句话说，囿于财力，国家确定了一个较低的扶贫标准，这本身就圈定了只能由一少部分穷人获益，但执行中，人为又划定了“典型”来开展项目，如此，有限的扶贫资金最终绝大多数其实只进入了很小一部分穷人的口袋，而如果再考虑执行中防不胜防的“跑冒滴漏”，这样的扶贫模式很难说完全有效。但，反过来说，也不能否认这是在消灭贫困。只是实践中存在的另一些问题则让人无法释怀，本来，扶贫就是发展经济，但也要看如何发展。近些年来，不少农村地区，通过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大规模的产业化，为了推广某一个产业，强迫农民砍掉原有作物，改种统一作物，甚至出现了“逼民致富”的怪象，这是否真正征询过农民意愿不说，也破坏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们常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起点上，需要看到，为了加快扶贫的效率和效果，已有的行政主导扶贫模式固然不可替代，但同时也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随着民间社会的日益蓬勃，调动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更多通过慈善机构、志愿者来丰富和夯实扶贫模式；而且，因为扶贫和国家发展是同步的，当经济已然开始从速度转向质量时，行政权力在扶贫领域也必然需要一次转身，这需要在新的摸索中寻求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权力者必须要遵循“穷人经济学”原理，以穷人为本，拆除可能限制弱者向上发展的制度篱笆，帮助并尊重穷人谋求自我发展的权利。在贫富差距悬殊、人人示弱的今天，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强调“穷人经济学”，也是大多数人利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