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为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迫切挑战，在前不久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上，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们重申将致力于共同协作，下定决心重新激活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确保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社会包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提出，在强劲、可持续、平衡这3个目标中，确保强劲增长是首要。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重大风险、市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保增长、促稳定应该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当务之急。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关键是要创造出全球范围的新增需求，这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发达国家。在目前失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储蓄多、消费少、投资多；欧美等发达国家储蓄少、消费多、投资少。但在危机冲击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增加了投资，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做出了积极努力。可是这种投资的增长并不可持续，中国“十二五”计划中提出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将消费增长作为重点。同样，欧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加大投资力度、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提供稳定可靠的动力，恢复和稳固市场信心，也由此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夯实世界经济的复苏。
新增需求从何而来？加大基建投资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它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提升劳动生产率、奠定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还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就业、增加部分国民收入并提升社会的总需求，在长期内扩大供给。
据相关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使得每1美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拉动3至4美元的社会投资需求。同时，每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创造1.8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拉升作用。
以中国为例，1979年至2007年间，中国下大力气开展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全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累计达到30万亿元，基础设施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为国民经济实现较快较好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又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一大部分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年底的6.8%迅速提升到2009年年底的10%以上，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据英国财政部估计，在2015年以前，英国需在能源、交通、电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2000亿英镑。在美国，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完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面临着“结构不完善”、“功能过时”等问题，急需更新或重建。例如，美国的电力需求自1990年以来已增长25%，但同期输电网络建设开支却下降了30%。有研究显示，美国电网每年的线损电量约为2.5亿MW，价值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电网的安全状况极差，电网裂解灾难频发。最近一次是在9月份，南加州电网裂解，500万人受影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令人难以想象。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估计，美国需花费至少2.2万亿美元用于现有基础设施的维护及更新等。据了解，欧洲地区也有大致的投资需求。与新兴经济体不同，欧美经济目前没有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在现阶段应该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新的投资需求，这可以有效刺激就业、缓解高失业率问题，提振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长期看也可以填补基础设施的实际缺口，消除发展瓶颈，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从全球范围看，稳定世界的复苏和增长不能把眼光一味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但中国在全球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较低，且自身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完全依靠中国拉动全球增长，效果将是有限的。如果各国纷纷押宝“出口带动增长”策略，最终将是一场“零和游戏”，对本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没有益处。
尽管各国对基础设施有着强劲需求，市场上也充斥着流动性，但由于缺乏信心，并没有足够长期资金参与到基础设施投资当中来。因此，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也应为此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从政策层面讲，虽然许多国家面临严峻的财政状况，直接投资的能力有限，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在坚持中长期进行财政调整的同时，短期内为实现刺激经济目标，在财政增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的中性化操作，以减税或为银行贷款贴息等方式来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这将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设备制造，转而节省政府在失业人员救济方面的开支，增加制造业税收，冲抵提供基础设施税收优惠带来的收入减少，在改善就业的同时，也保持财政平衡状态的相对稳定，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政府需要转变思路，培养市场意识，摒弃大包大揽的老办法，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例如，对于一些商业可行性高、投资回报良好的项目，可考虑建立公私合营（PPP）的合作机制，政府参与并联合国内外机构投资人形成股权投资结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在发达国家当中，英国是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法律框架也十分稳定健全，也有公私合营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在当前情况下更有积极性，也可以为发达国家作出表率。
中国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曾在特定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实行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在2007年统一内外资所得税法后，将对外资优惠改为普惠，对所有企业、所有地域投资基建项目的经营所得税给予从收益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中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其职能之一是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有效缓解了融资瓶颈问题。此外，中国还借鉴了欧美的成熟经验，广泛利用“建设—运营—转移”（BOT）等方式，以政府特许权形式吸引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拓宽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渠道。
在吸引投资者方面，政府需要着力解决“软环境”问题，出台合理有效的配套政策，营造开放、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投资者有条件、有兴趣、也有意愿参与基建投资。政府审批难、限制多、社区利益难协调常常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大障碍，对外国投资者尤其如此。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放松监管限制。最近，英国计划将上千页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关法规简化至一百页，此举令人欣慰。另外，政府应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创造开放、友好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
在基础设施投资当中，有四种不同的角色：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承包商。中国投资者对投资英国的基建项目有较大兴趣，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项目中多扮演承包商的角色。中国企业需要转变角色，除传统的项目承包外，考虑更多地参与基建项目的投资、开发和运营。
但基础设施是十分地方化的行业，在当地基建项目的具体操作和运营中需要对当地监管政策、社区及环境等事务十分了解，而外国投资者没有优势，往往无法起到主导性作用。一般情况下，应当由本地投资者和运营商作为主导，外国投资者与之合作，共同参与投资与运营。因此，政府应通过创造良好条件，鼓励本国的行业投资者在基建项目投资中起牵头作用，进而吸引外国企业的积极参与，共担风险，互利互惠。
其中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等财务投资人来说，其平衡资产配置中有一部分追求长期、稳定的回报，恰符合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这些投资人可以直接或通过与基金合作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通力合作，共同实现稳定、良好的投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