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觉得自己很冤：他因为犯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共获刑16年。而他的行贿对象——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副巡视员杨成勇，仅获刑3年，缓刑4年。于是有了“行贿比受贿判得重”一说。
　　果然如此吗？其实，这个对比属断章取义。朱及其属下宜达公司，向韶钢集团高管阎蜀南行贿1400万元，阎最终被判处死缓；朱向原韶关公安局局长叶树养行贿200万元，叶被一审判处死缓；朱向前述省人大官员杨成勇行贿20万元，牟得了全国人大代表职位，而杨则被判三缓四……综合来看，受贿官员的刑罚并不轻；而朱犯的两项罪行——行贿罪、单位行贿罪，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所以朱的“叫冤”难以成立。
　　检索新闻就会发现，因行贿被定罪的商人，不在少数，但还是有人对“行贿者被抓”感到吃惊，甚至为行贿罪“叫冤”的，也颇有市场。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个别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在市场监管和资源配置中，谋求不当利益。这也导致某些商人或主动，或被动去行贿官员，搞权钱交易；也容易使得不少民众对行贿者产生一种扭曲的“悲情”色彩。
　　其次，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在近年来的反腐败工作中，行贿案件真正能进入司法程序的，不到5%。“选择性执法”，事实上给了行贿者侥幸心理，也客观上助长了行贿、受贿的“犯罪姊妹花”。比如郴州市官场腐败案中，商人黄生福先后向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行贿共达244.8万元，在煤矿承包、司法诉讼等方面攫取了大量非法利益。曾被枪决了，黄仍然逍遥法外。大概朱思宜在行贿官员、搞权钱交易时，也曾想过“究竟有多少行贿者被抓”这个问题，结果他选择了以身试法——但他错了。
　　反腐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打击官员受贿的同时，必然要惩制行贿者。要让每一起行贿犯罪都受到追究，不再心存侥幸；而其前提是——每一个受贿者都受到追究。